第三节 北杂剧的兴盛与元代大都
古今许多人对于元杂剧的兴盛感到迷惑不解,认为元代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尖锐、汉族的传统文化又受到严重的挤压,怎么会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出一丛丛那样娇艳的戏剧艺术之花呢?其实,这不难理解。虽然,元代的政治、经济,比起汉、唐、宋与明、清几代,确实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就是这个相对落后的时代,却为戏曲的一种新兴形式——北杂剧的产生与兴盛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停止科举考试70多年,逼使仕途堵塞、生活没有着落却富有才华、又有一肚子悲愤不平之气和丰富的社会阅历的读书人,厕身于戏班,为杂剧编写剧本,于是,一部部真实地摹写社会生活、喊出细民百姓心中的痛苦与愿望又具有舞台性的高质量的剧本,蜂拥而出,使得杂剧的剧目不断地更新;残酷的入侵战争、连年荒歉的岁月,使得许多妇女沦为青楼娼妓,像大都这样的城市,“娟好的”就有两万多人,一般的城市,数量也很可观。她们中的许多人为招徕更多的客人,养成了歌舞的艺能。演戏对于良家妇女来说,会因社会的成见而有损他们家族和本人的声誉,然而,对于那些已经失去了人格的不幸的妇女来说,上台演戏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杂剧便有了珠帘秀、天然秀、顺时秀这些一流的艺人。有了高质量的剧本,又有一流的艺人,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大量的观众,而畸形繁华的都市恰恰能够为其提供许多有闲又有钱的观众,尤其是京师大都。
公元1215年,蒙古军队攻破中都城,将金朝皇宫付之一炬。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核心,营建一座新都城。这就是元大都,蒙古人称之为“汗八里”,即“大汗之城”。由于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按照方位,元朝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为福田坊、阜财坊、金城坊、玉铉坊、保大坊、灵椿坊、桂坊、明时坊、凤池坊等等。为了方便买卖,虽设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马可·波罗游记》述云:“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作为元朝京师的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据《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中,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文籍市、纸札市,等等。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源自国外。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大都城中最有钱的自然是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和色目族的新贵们,他们靠战争与特权,掳掠了大量的财富,于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大批工匠之所以麕集于此,和各路商人以至海外的“番商”纷纷将全国乃至欧亚的商品贩到此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富豪阶层的物质需要的。在奢华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蒙古与色目族的新贵们也要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但由于他们习惯于骑射,而不喜读书,戏曲有声有色,当然便成了他们娱乐活动的首选。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统治阶级的成员凭借着从百姓那里剥削来的大量钱财,过着纵情享乐、挥霍无度的生活,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但是,从戏曲的角度来看,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忠实的戏迷,他们花钱看戏,客观上说,是为北杂剧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除了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商人、手工业者等市民。(www.xing528.com)
尽管现存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一份记载彼时大都的杂剧演员和为写作剧本的书会才人的收入状况,但是可以断言,其收入不会很低,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艺人和书会才人长期生活于大都。夏庭芝的《青楼集》所介绍的女性艺人中,有许多与大都有关。张怡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曹娥秀,京师名妓也。赋性聪慧,色艺俱绝。”“南春宴,姿容伟丽,长于驾头杂剧,亦京师之表表者。李心心、杨奈儿、于盼盼、于心心、吴女燕雪梅,此数人者,皆国初京师之小唱也。”等等。至于一些没有明确说是京师艺妓的人,像珠帘秀、顺时秀等,其实也在京师逐食的。珠帘秀既与关汉卿关系密切,岂能不在京师?中书参政阿鲁温属意于顺时秀,后者能不在大都?再看书会才人,由钟嗣成的《录鬼簿》可以看出,元代许多著名的剧作家是大都人:“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巳斋叟。”“白仁甫……掌礼仪院太卿。”“庾吉甫,名天赐。大都人。中书省掾,除员外郎。”“马致远,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王实甫,大都人。”“王仲文,大都人。”“杨显之,大都人。与关汉卿莫逆交。”“纪天祥,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费唐臣,大都人。君祥之子。”[10]等等。还有一些籍贯虽然不是大都的剧作家,但并不表明他没有在大都从事过戏曲创作。事实上,大都聚集了一大批本地和来自于外地的剧作家,出于相互切磋和行业规范的需要,曾经成立过两大书会组织,为“玉京书会”与“元贞书会”。玉京书会以关汉卿为首,其成员有白朴、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祥等人。而元贞书会则有马致远、李时中和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等人。《录鬼簿》就明确注明岳伯川是“济南人”、红字李二是“京兆人”。
由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也可以看出其兴盛与都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杂剧的绝大多数剧本,尤其是早期的剧本,都为一本四折,至多再加上一个“楔子”。每本约有35支曲子。演唱时间一般在半天之内或一个晚上。这样的长度,显然是从市民观众可支配的时间上来考虑的。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无论是做手工,还是商贩,不可能像纨绔子弟、太太小姐那样可以整日泡在勾栏中,他们必须经常劳作,方能赚得养家糊口的费用。杂剧的艺术魅力再大,也只能在十天半月中抽出一两个半天的时间去观赏,即使是上了戏瘾的人至多在打烊以后花费一个晚上的时间去看戏。如果杂剧像南方主要在庙会中或在富贵人家的红氍毹上演出的南戏以及后来的传奇那样,动辄几十出,想看完一部完整的剧目,非得花上几天时间不可,那么,一定会流失掉许多市民观众,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只看其中的一部分,审美上又远远地得不到满足。如果能在半天或一个晚上就能看完一个故事有头有尾的剧目,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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