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杂剧、南戏的产生与宋代都市

第二节　宋杂剧、南戏的产生与宋代都市

人们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展的速度与文明水平并不比欧洲、印度等地的民族差，为何我们在戏剧的成熟时间上远远落后于古希腊、古罗马与古印度？学术界一般认同我国的戏剧形成于北宋年间的说法，而这个时间距离古希腊产生成熟的悲喜剧时代至少相差15个世纪。对于这一个问题，许多戏剧史家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在宋之前没有多少以市民为主要人口的城市，或者说还没有产生市民的阶层。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农业的丰歉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死、社会秩序的治乱与国家政权能否稳定，因此，统治者对农业从不敢掉以轻心，一贯把农业看作是国家的命脉，而农业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并要求劳动力一年四季不离开土地。然而商业、手工业恰恰需要人口流动，或贩运逐利，或异地经营。为了确保田地能得到开垦或不荒芜，统治者制定了严厉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人口的流动，并明确地重农抑商，对商人、手工业者制定了许多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方针自然阻碍了城市数量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如前所述，宋之前当然也有城市，然“市”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其行政管理极不利于“市”的发展。“市”与“坊”分开而建，坊是城中之城，居民居住在这里，一到夜晚，城门关闭，居民就不能随便走动。“市”是商业区，设在居住区之外的地方，如寺院周围。开市与罢市也有时间的规定，《唐会要》卷八十六《市》说：“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三刻，击钲三百下，散。”不按规定出入与行市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的规定，商业又如何繁荣，市民又如何增多呢？

而到了宋代，由于在民族战争中屡次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阶级矛盾激化。为了缓和社会的矛盾，统治者鼓励人们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活动，以从商业、手工业中获取巨额的税收。具体的做法是废除坊里制，街坊之间不再用坊墙围隔，同时废除市禁，商品交易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许多人投身于商业活动，市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据宋朝人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介绍，到了北宋后期，东京（开封）出现了很多热闹繁华的商业街，街面屋宇雄伟，门面宽阔，金银彩帛的交易，动辄千万。由于城市人口众多，物品丰富，交易的时间没有限制，当时居然有了夜市。孟元老在同书《马行街铺席》中介绍道：“夜市直至三更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盘卖。”市中的行业有160多个，店铺有6400多家。不仅东京如此，杭州、广州、扬州等大城市也相差无几。

城市的商贩、工匠、走卒、轿夫、佣仆、巫卜、妓女等人多了，便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像东京这样的大都会，市民阶层有多少人呢？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户数达到20多万，以每户5口计，总数当在150万左右。城中的官员及守城的军人，其人数至多是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市民至少在100万人之上。市民阶层的思想伦理与审美趣味既不同于官僚地主，也不同于农民，由于其经济方式决定了他们有着平等、自由与重视个体生命的伦理观和获取最大利益的价值观，相应地，他们不喜欢以往的鼓吹义理高于一切而完全否定人欲的文艺作品，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尊重市民阶层、肯定他们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并且在形式上（如语言、艺术技巧）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文艺，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说话、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便应运而生了。

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说，没有市民阶层的产生，戏曲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设想一个戏班子走村串户，或冲州撞府，在经济上能有多大的收益呢？农村广阔无垠，村庄、集镇零零落落地散布着，每个村庄、集镇的人口或百人，或千人，花一两天时间赶到一个大的村庄或集镇，至多演出一两场，然后再走。农民本身的收入很低，给予艺人的演出酬劳自然不会很多。因此，流动性的演出决不会有很高的经济效益。既然演戏不是一个有较高收入的行业，谁还投身其中呢？而数量很少的艺人又怎么能够使某一种艺术形式发生质变呢？宋代不同了，除了开封这样的首都之外，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了46个。南渡之后的临安人口，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说“近百万余家”，这么多的市民，他们又热爱属于自己这一阶层的通俗文艺，于是许多人都成了通俗文艺的热心观众。由于观众较多，艺术市场供不应求，艺人无须再迁移演出，于是，便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

宋代城市的演出场所叫瓦舍勾栏。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肆”等。一座瓦舍内设有几座或十几座勾栏，各个勾栏演出不同的伎艺，原先大概为说唱、杂技、竞技、戏弄、乐舞等类型。当然，也有一些勾栏每天先后演出不同的伎艺。为什么叫瓦子呢？是因为各种伎艺在这里聚合，一起演出，有如瓦合，而有时又分散，则如瓦解。勾栏则是因为用栏杆围成一个个演出场地，当然演出不是在露天进行，因为栏杆内又有“棚”的建筑。瓦舍勾栏一般设立在市民聚居的地方，尤其是豪商大贾云集、生意买卖兴隆的闹市。(https://www.xing528.com)

伎艺表演的收益肯定是很好的，这从瓦子的数量与营业的时间可以看出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州北瓦子等。而南宋的临安，瓦子更多，《西湖老人繁胜录》点出名字的就有23座。上面已介绍过，这些瓦子决不等同于今天的剧场，一座剧场仅相当于宋代的一座勾栏，瓦子约同于过去北京的天桥和上海的大世界，也就是说，临安当时有二十几个天桥或大世界那样的娱乐场所。再说营业的时间，《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说：瓦子“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综合唱、念、做、打的戏曲的产生与瓦舍的演出场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前面已经介绍过，表演技艺到了唐代，无论是歌唱、宾白还是舞蹈、音乐以及化妆等，作为单个的艺术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准了，但它们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虽然也有融合的趋向，但融合的艺术种类不多，深度不够。而在宋代，各种伎艺都在瓦舍中演出，甚至是在同一勾栏内演出，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于是，融合各门伎艺的一个新的有数个角色用代言体的表述方式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种类产生了，这就是民族的戏剧——戏曲，被时人称之为“杂剧”。

而这一新型的艺术种类，是市民阶层出现的产物。

南戏的产生与城市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南戏因孕育于温州，所以又称“温州杂剧”。何以会在温州孕育呢？是因为它在南宋之初，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加之它从王羲之、谢灵运牧守之后，形成了重视文化艺术的传统，所谓“文化之邦，歌舞之乡”。就城市的发展来说，是下列因素促成的：一是从宋朝开始，经济重心南移，滨海的温州成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朝廷在此设立“市舶务”这样的管理机构，对外贸易繁荣，商人较多。二是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而来，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倍。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温州成了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同时，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戏，便在这土壤中生长了出来。

不过，使南戏兴盛起来并在和北杂剧的竞争中占了上风的，不是在温州，而是在元蒙统一中国后的杭州，这依然与杭州这一城市宏大的规模与发达的经济有关。早在北宋时，杭州就已经很繁华，北宋词人柳永在其《望海潮》中对杭州有这样的写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了南宋成了首都之后，杭州（此时称为“临安”）发展更快，城郭广阔，人烟稠集，民居屋宇，接栋连檐，店铺林立，酒肆四布，诸行百市，万货汇集，日市夜市，头尾相接。南宋初年，宋金和议之后，杭州的人口为55万左右，70年后，至淳祐年间，已上升到200万人左右。到了元代，依然繁华。《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蛮子国”、“行在城”，指的就是杭州，书说：“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又说：“道宽四十步，自城此端达于彼端，经过桥梁甚众。此道每四里必有大市一所……市后与此大道并行，有一宽渠，邻市渠岸有石建大厦，乃印度等国商人挈其行李商货顿止之所。”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与发达的商业，自然有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而市民阶层需要有自己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于是，戏曲表演、评话说书等市民文艺远比北宋的东京为盛。据《武林旧事·瓦子勾栏》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城内外便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等23处瓦子，每处瓦子又有几座或十几座多少不等的勾栏，就是以每处瓦子5座勾栏计，杭州城内至少有100多个演出的场所、如此大的演出市场，必然会吸引“温州杂剧”这样的地方戏来此逐食，于是，在和各种表演班社的竞争中，吸收他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并不断地出新。待到观众高度认同和影响扩大之后，它便通过各种途径与各种锲机，远播四方，结合当地的文化，而形成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青阳腔等剧种。

正因为杭州繁华和市民观众人数众多，在元一统中国后，包括大都在内的北方杂剧的戏班、打本子的书会才人纷纷南下杭州，希图在演出市场中占一份额。就现存的资料可知，当时著名的剧作家和艺人大多来过杭州。关汉卿写有《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的句子，说明他到过杭州。马致远、尚仲贤、乔吉等长期侨居杭州，郑光祖病卒后则是在西湖的灵芝寺火化的。大兴人曾瑞卿，由于“喜江浙人才之名，景物之盛，因家焉。”^［8］《青楼集》所记载的许多女艺人从北方迁居到南方则说明戏班活动区域的位移^［9］。现存一些南戏的本子明确地说是产于杭州。如《宦门子弟错立身》注明是“古杭才人新编”，《小孙屠》是“古杭书会编撰”。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对“武林书会”的才人萧德祥撰写了这样的挽辞：“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戏文南曲衙方脉，共传奇，乐府谐，治安时何地无才？人间著，鬼簿裁，共弄玉同上春台。”为了吻合南方人的审美趣味，许多北杂剧被改编成南戏，如关汉卿的杂剧《拜月亭》被改编成《幽闺记》，李直夫、赵文殷的杂剧《宦门子弟错立身》被改编成同名南戏剧目，等等。大量的书会才人和一流的杂剧戏班南下杭州以及江南其他城市，使得杂剧在离开了给予它生命和营养的北方的文化土壤后，逐渐走向衰弱，部分能够适合南方人审美趣味的艺术因子则融入了南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