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形成之前的各种艺术因素的发展与城市的关系

第一节　戏曲形成之前的各种艺术因素的发展与城市的关系

戏曲诞生于宋代，在此之前的表演艺术，以歌、舞和滑稽戏、歌舞戏等形态存在并发展着。在遥远的古代，还没有城市时，这些表演艺术自然是在村落里活动。“城”、“市”、“城市”，这三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是为了防御来抢夺人口与财物的敌人的一种建筑设施，是防凶避难之所，而不是长期生活的地方。“市”是交易之地，是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后人们有了剩余产品而带来的活动。《易·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交易结束后，人也就散了。当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时，某些部落通过军事、外交的手段，领土大面积地扩展，人口迅速地增多，部落就变成了“国家”，而国王、大臣、百官以及富裕的人便组成了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安全，常驻于“城”中，“城”的规模便渐渐地扩大，“城”的数量也渐渐地增多。在城中的人除了国王、百官和富裕的人及其家眷之外，还有保卫他们的军队和为他们饮食起居服务的奴仆，当人口总量达到了需要有人不断地为他们提供商品的时候，“市”便设在城里了，“城”与“市”就这样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城市”。当然，“城”中之“市”能够成为日常的活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商业须从农业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有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既然有权有钱又有时间来享受歌舞艺术的统治者们大多住在城市中，歌舞等表演艺术的活动自然也大多是在城市中进行。

由历史资料对表演艺术零零碎碎地描述来看，先秦时的歌舞与俳优演出的地点，大多数在城市。《尚书正义》卷五“益稷第五”对虞舜时的乐舞有这样的描述：

正义曰：皋陶、大禹为帝设谋，大圣纳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礼备乐和，史述夔言，继之于后。夔曰：“在舜庙堂之上，戛敔击柷，鸣球玉之磬，击搏拊，鼓琴瑟，以歌咏诗章，乐音和协，感致幽冥，祖考之神来至矣。虞之宾客丹朱者在于臣位，与群君诸侯以德相让。此堂上之乐，所感深矣。又于堂下吹竹管，击鼗鼓，合乐用柷，止乐用敔，吹笙击钟，以次迭作，鸟兽相率而舞，其容跄跄然。堂下之乐，感亦深矣。箫韶之乐，作之九成，以致凤凰来而有容仪也。”夔又曰：“呜呼！”叹舜乐之美。“我大击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兽相率而舞，鸟兽感德如此，众正官长信皆和谐矣。”言舜致教平而乐音和，君圣臣贤，谋为成功所致也。^［2］

钟鼓齐鸣，戛敔击柷，琴瑟相谐，笙箫和协，演奏的乐手众多，歌舞的场面宏大，化装成鸟兽的舞蹈演员竟有百人之多，这样盛大的乐舞演出，放在当代，也是令人惊叹的，而演出的地点是在舜的“庙堂之上”。诚然，乡村既没有这么多的演艺人才，也承担不了如此演出规模的费用。只有城市，只有国家，才能有这样的能力举办这样的盛会。

戏曲史家乐于提及的反映了春秋时期表演水平的“优孟衣冠”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城市，具体地说，是在楚国首都郢的王宫中。优孟是宫中的的俳优，他用一年多的时间模仿已逝楚相孙叔敖的音容笑貌和行为举止，结果，“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不但具有高超的化妆表演才能，还能唱出动人的歌。^［3］这样才艺杰出的优人，大多被国王或贵族显宦搜罗来，给他们优裕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在演艺上下工夫，以使自己享受到高品质的艺术。

汉代的百戏，在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阶段，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有着极大的关系。武帝时期城市的繁荣状况，由张衡的《西京赋》可见一斑：

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翻，群兽!"。散似惊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则枞#楠，梓棫楩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蓊，爽。吐葩飏荣，布叶垂阴。草则葳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莔台，戎葵怀羊。苯莼蓬茸，弥皋被冈。蓧荡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湿，泱漭无疆。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树以柳杞。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鲷，鲔鲵)鲨，修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鸟则*+鸹鸨，鸷鹅鸿,。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奋隼归凫，沸卉-訇。众形殊声，不可胜论。^［4］

这是皇家园林的景况。那么，市面上又是如何呢？班固的《西都赋》是这样描述的：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5］

其时商业的发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www.xing528.com)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于京师。^［6］

如此繁华的都市与发达的商业，必然有与之相应的娱乐业，包含着杂技、歌舞、竞技、假形扮饰与少量的属于戏剧雏形性质的百戏，经常性地演出，这由许多汉墓中出土的百戏壁画与砖雕可以证实。^［7］张衡的《西京赋》也给我们描绘了在长安平乐观前的广场上一次盛大的演出状况：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之奓靡。临迥望之广场，呈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濯，胸突/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0。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1激而增响，磅2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33，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呈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4，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赋中提及的歌舞小戏《东海黄公》，其故事大概发生在今日连云港地区的海滨乡村，是包括京城在内的“三辅人”将此故事编排成小戏，搬到京都演出，才发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东晋的葛洪在写作《西京杂记》时，这个小戏仍在演出。

唱、念、做、打这些戏曲的表演要素在唐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也得力于唐代总体上国力强盛、经济富庶与城市的繁荣。唐代的大都会除了东西二京长安与洛阳之外，还有扬州、成都、杭州、汴州、昇州、鄂州、湖州、广州等。当然，最繁华的自然还是首都长安，它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吸引着国内外各地的人来游宦、求学、旅游、经商或长期居住，其常驻与流动人口大概在五六十万左右。诗人王维曾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来描绘长安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的繁荣景象。长安城是由笔直的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纵横交错而组成，是一个方格网的布局。各街之间所形成的方格为“坊”，共有一百一十个。各坊中都有大小不等的店铺，如饮食店、旅馆、酒肆等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靖恭坊有一条胡同名叫“毡曲”，就是造毡作坊的集中地。但是，“坊”的功能主要是住人。要购买东西，则需要到“市”里。长安城中有两个“市”，为商业区，相当于四个坊的面积，号称“东市”与“西市”。东市有220行，西市号称“金市”，因为除了“大衣行”、“绢行”、“秤行”、“麸行”、“秋辔行”等行业外，还有胡商开设的金银珠宝店和波斯人开设的相当于后世典当铺的波斯邸。据来唐留学的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一次东市在夜里三更时分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由此可见市里店铺的稠密程度。两市都设有官署——“市署”、“平准局”，负责管理集市交易的秩序。

如此繁华的大城市，自然会有大量才华出众的艺人和频繁的演艺活动。和前代一样，城市中的艺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专门为皇宫或贵族之家服务的，另一类是在民间售艺的。譬如教坊这一演艺机构，就分成内外两种类型。内教坊设在禁中，外教坊分左右两所，分别设在长乐坊与光宅坊。内教坊只面向皇家或官员，而外教坊是对民众开放的。由于城市集中了大量一流的专职艺人，他们相互切磋、相互竞争，技艺不断地得到提高，又因边远地区的民族和外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这样的都市，他们除了带来罕见的物产与精美的手工业品之外，还带来了音乐、舞蹈等有着外域风情的艺术，使得中外艺术相互借鉴。于是，长安等唐代的都市，不但物质丰富，还有着灿烂的艺术。像舞蹈就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等多种门类。舞蹈的技艺是极为高超的，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几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杜甫有这样的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这是个人的独舞，也有集体的舞蹈，最著名的则是《秦王破阵舞》，该舞蹈需要120人之多，人人身着银色的铠甲，手执长矛利戟，共变化三次队形，每次组成四个新的阵战队列；演员往来穿插，随着音乐节拍，表现出迂回包抄、击刺冲杀等不同的歼敌动作。用来配合舞蹈的音乐的演奏以大鼓为主，杂有铜钹、箜篌、腰鼓、琵琶、横笛等，其声音“声振百里，动荡山谷”。据史书说，初次看到这一“发扬蹈厉”的宏大的舞蹈场面和听到它“声韵慷慨”的歌辞时的人们，都“扼腕踊跃，凛然震竦”，热血沸腾，精神振奋。而这样的演出规模在农村是无法办到的。

能在城市里的教坊这样专业的演艺机构中习艺和售艺，自然会使艺人的才艺不断地进步。白居易的叙事长诗《琵琶行》中的女主人公，就曾在教坊中供过艺职，她的演艺水平，连白居易这样艺术修养深厚的人也赞美不已：“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琵琶女属于外教坊的乐伎，而箜篌高手李凭则是梨园艺人。杨巨源的《听李凭弹箜篌》一诗描写作者想象着他在宫中演出的效果：“听奏繁弦玉殿清，风传曲度禁林明。君王听乐梨园暖，翻到《云门》第几声？”诗人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一诗中，细微地摹写了李凭在一个清秋月夜演奏时的动人情景：激越清亮的箜篌乐声，竟使得“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唐代都市的歌唱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玄宗时的宫女，也可能在内教坊或梨园中兼职的许永新便是一个杰出的歌手。她不但能按谱度曲，还“能变新声”，自创新腔。每当秋高月朗，她“喉啭一声，响传九陌”。唐玄宗曾让善笛乐师李谟为她伴奏，由于其声音高亢嘹亮，李谟为了应和，只得拼全力吹笛，以致“曲终管裂”。一次唐玄宗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京城的百官，宴间有鱼龙百戏的演出，然百官喧哗，使玄宗没办法静下心来观赏，气恼之下，准备罢宴。这时，高力士建议让许永新来歌唱一曲，以使场面安静下来。永新得令后，“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她那嘹亮婉转的歌声，使“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不像在乡村中整日忙忙碌碌的农民，公家之人有法定的休沐日和节假日，商人在打烊以后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手工业者的时间则完全由自己来把握，所以，有一定的余闲来追求精神生活，于是，出现了许多应他们的要求而产生的新的表演形式。在唐代都市，主要有两种，一是戏弄，二是俗讲。所谓“戏弄”，是唐代戏剧的总称，此时的戏剧还没有成熟，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戏剧的特征——故事性、表演性——已经露出了端倪。戏弄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歌舞戏，如《代面》、《拨头》、《踏摇娘》等，以歌舞来演述一个短小的故事；另一类叫“参军戏”，以说白为主，表演一个故事，或纯粹是滑稽突梯的对话，不论是故事还是对话，都以博人大笑为能事。“俗讲”即是佛教的和尚在庙里或广场上给听众讲佛经中的故事。后来也有世俗的艺人给人们讲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大舜、王昭君、伍子胥的故事，也在“俗讲”的范围之中。晚唐会昌年间（841—846年），有一个叫文溆的和尚，“俗讲”的技艺很高。据说每当文溆开讲时，来听讲的百姓把寺庙的屋舍都挤满了。他的声调清畅明朗，富有动人的情感。而无论是戏弄，还是俗讲，对于戏曲的形成都有重要的贡献。戏弄为戏曲提供了歌唱、音乐、表演等技艺，俗讲则为戏曲提供了情节曲折、思想丰富的故事。然而，没有长安这样的大都市，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