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影像志》——《非常时刻》之地坛医院六十天

十一、《见证·影像志》——《非常时刻》之地坛医院六十天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出现中国内地第一例SARS病例，随后，华北等地也先后出现SARS。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无形对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中国打响。

4月30日上午，我们第一次拍摄气管切开手术，这是SARS病房里最危险的操作，在广东有切一个患者倒下4个医护人员的记录。经过长时间的手术，患者还是没有能够走下手术台。看着泪流满面的医生和护士，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们没有能流住这个好父亲，在只有一张病床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了16岁的儿子。我无法估计我的这次拍摄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当我看到他被白布覆盖的遗体，我真的希望可以有天堂，那样他就正走在去天堂的路上。

那天中午，我吃光了饭盒里所有的牛肉，从此，我的 “享受人生每一块牛肉”的名言不胫而走。我还和手术麻醉师刘子军签订了生死合约。死亡对我来说，再也不仅仅是报纸上的一个数字，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眼前。每一次进入病房拍摄，我就开始给自己倒计时……

20天以后，患者的儿子出院了。他要回到那个已经没有了父母的家。儿童病房里的孩子们比想象中的坚强，也许是年少不更事的缘故，儿童病房里的孩子们相对大人们要轻松许多。昨天送来的一个孩子正在扎点滴，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我的眼里多了一份悲凉。我的同事甚至都不忍心进入病区拍摄。他说，“我只想抱抱孩子们”。在进入病房工作以来，他已经好久没有和自己上小学的儿子见面了。儿童病房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4个多月。听照顾他们的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说，他刚来的时候都不会吃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到中午吃饭时间了，他们还在被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所吸引，这样几乎所有的护士都加入了喂饭的行列。出于对我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好奇，一个小男孩和我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他甚至托我给120救护车打电话，要把自己的妈妈接来。我问他家里好还是医院好，他说还是家里好，因为家里有妈妈……

几天以后5岁的胡荣森和8个月大的王庚要出院了。儿童医院的胡大夫利用换班的间隙去送他们，对她自己来说，这是最感欣慰的。两个孩子的爸爸都早早地等在了医院门口。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小胡的爸爸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了儿子的身上，但是8个月大的小王庚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了，哭喊着直往护士阿姨的身上钻。虽然，他们的妈妈还分别在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两家还没有团圆，但是，今天对于两个父亲来说，又无疑是最幸福的。

地坛医院在一线感染的第一个护士李琪也出院回家了。

早晨，医院放射科主任李长青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班前会议上，许多来自其他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都是第一次来地坛医院支援，尽管大家都相互不认识。他们拍摄的X光照片，是医生诊断的第一参照。同时减少当班医生进出病房的次数，也相对减少了同伴被感染的危险，但是，自己的危险也成倍地增加。

忙碌的病房，医生开始给新来的病人查房。他了解了病人的情况后，总是这样的安慰病人说：没关系，这样的病情只有5％的死亡率，你的状况非常稳定，一定能够过了这一关的。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病房里面紧张的气氛，很多人几乎都相信，自己有可能在这5％里面……

人民医院孙炎大夫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在李长青主任给他拍片时，她主动要求要站着拍，这样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她告诉我们，刚入院的时候情况很危急。和她一起在地坛治疗SARS的人民医院医生还有丁秀兰、王贺和王晶等人，他们都是在救治SARS患者的情况下被感染的。刚开始几天，丁秀兰的情况还比较稳定，还经常照顾和鼓励急诊科被感染的几个护士，但是后来她的情况急转直下。5月12日深夜我们来到她的病房时，她的身上已经插满了抢救用的各种管线，一直到午夜时分，她在我们的镜头前始终没有一丝动静，只是生理监护仪上面的各项指标都在显示着她的生命体征，医生和护士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在后半夜我们离开她的病房以后，她的情况开始迅速恶化，5月13日凌晨4点15殉职。

深夜，一辆救护车开进了地坛医院的第九病区，一个儿童SARS患者被转送到了这里……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曾经被丁秀兰救治过的护士，她们在我的镜头前泣不成声。虽然她们就住在丁医生的隔壁，但是她们几个都没有勇气在丁医生生命最后时刻去看她一眼。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在这个时候，我甚至开始喜欢起这一身让我几乎无法呼吸的防护服来。在它的遮掩下，一个男人的泪水可以尽情流淌。她们告诉我，希望等出院以后，到丁医生家里当女儿。

在她们的一墙之隔，丁医生的病房已经空无一人，整个病房被一种淡蓝色的消毒气体所笼罩着。各种仪器设备已经被移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丁秀兰的痕迹。以后，可能也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情况。望着孤零零的病床我想，丁秀兰的去世留给她丈夫和女儿的伤痛却是永远的。(www.xing528.com)

我们在病房里还见到了著名的电影导演谢飞。

谢飞的情况也比较稳定，但是在氧气的维护之下，说话还是比较喘，血氧含量也没有恢复到健康的标准。他告诉我说今天终于度过了“鬼门关”了。就在这段日子里，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日出》正在北京电视台热播。我们带给刘红波的红玫瑰也被他在病房里保留了很久。

再次见到谢飞，他已经拿掉了氧气面罩，血氧含量也已经日趋稳定了。李长青按医生的要求给他拍摄了最后的一张X光照片。听他所在的二病区主任李兴旺大夫说，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了。李兴旺主任作为防治SARS的专家，刚从山西指导工作回来。在从机场回医院的路上，我没有问他关于山西省的情况。我的家人也在山西，那里是疫情的重灾区。我也是好久没有和家里联系了，我不知道该问他们些什么，或者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

几天以后，谢飞和刘红波都痊愈出院。

晚上，护士王春华和电工郭亮的婚礼也在医院的隔离区如期举行。在一个业余作者侯海华的《白衣天使》的歌声中，护士长王克容泪流满面……

人民医院王贺的病情极不稳定，为了更好地治疗，经过指挥中心的协调，决定把他转院到条件较好的中日友好医院的ICU病房。住在他楼下病区的中国银行的图书馆馆长李守平的情况也好转了起来。他是北京市感染SARS的患者中，气管切开后仅存活的3个人之一。护士小郭要离开地坛医院的一线了，她决定给患者刮最后一次胡子。

经过与死神的搏斗，住在二病区的另一位患者还是停止了他多日来早已艰难的呼吸。看着他渐渐平静的面庞，我倒生出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他真的太累了，现在的他可以歇歇了。和他朝夕相处的几个医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禁泪流满面，他们深深陷入了对自己的无奈的自责之中。SARS患者在生病住院期间不能得到亲人的抚慰和照顾，也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可能是最无奈和最残酷的了。

当地坛医院病区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时，一场寻找SARS病毒的工作也随之迅速展开。这是科技部和卫生部共同主持开发的国家“863”项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地坛医院的病理学家组织实施。通过对SARS患者遗体的解剖，来分析了解病毒的致病原因及发病机理，对今后攻克SARS提供一个科学的参照。在地坛医院的基础建筑上，投入800万元建造的P3科学解剖实验室以不到两周的时间迅速建成并投入运行，及时获得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高教授在和丈夫（人民医院副院长）分别1个月后，在地坛医院里拍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她是负责SARS病人遗体解剖的项目负责人。在冒着更大危险的同时，他们还要保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

高教授在开始作业之前，无数地强调安全操作问题。作为一个资深病理学专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在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穿起了军用的防化服装。后来的SARS病理说明会上，他告诉大家：SARS病毒对人体30天的破坏程度，相当于艾滋病病毒10年……

5月16日，当龚宗友和老伴元金莲急匆匆地从隔离地跑到地坛医院的时候，才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于5月9日晚11时永远离开了自己。面对一张写着龚军平名字的死亡证明书，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龚军平15岁考入清华大学的少年班，后来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30岁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31岁就因为感染SARS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我看到了一张他和儿子的合影，在阳光下儿子把小脸摆在了一边。他就是枕着这样的一张照片上路的。没有了父亲有力的臂膀，不知道对这个远在大洋对岸的小男孩来说，以后的阳光还会不会再灿烂？

训练提示：《见证》用纪录片的方式，客观、平实、深入地为转型期的中国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栏目的目标是关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寻找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结点，探寻现实变迁的历史纵深感。该栏目采用叙述感配音，气徐声柔，节奏舒缓，语势起伏不大，状态松弛而又含蓄，把所有的情绪融入质朴的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