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设计对现代主义的更替和反叛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设计对现代主义的更替和反叛

一、“多元化”的需求是对“一元话语”的反驳——消费社会的形成

人的需求反映了人的本性。“需求是人对世界作用的尺度和中心，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表现。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人们设计和生产出形形色色的产品。人的需求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的内涵。”^[22]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由于他们的需求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发生相互关系。”^[23]所以，需求是推动人类任何活动的动力，而人类的需求也是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而呈现出动态的平衡。人类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不断改造世界，创造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人的需求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源。作为人的一种心理过程，需求反映在人的头脑中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感觉状态，即缺乏性或满足性的感觉。前者如饥饿时感到腹中对食物的缺乏，后者如茶足饭饱时的心满意足”^[24]。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对人的基本需求有很好的论述和理论。他首创了需求层次论。他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需求层次论。这种理论的构成根据3个基本假设：（1）人要生存，他的需求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求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工具；（2）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3）当人的某一级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其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他把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七个层次，好像一个金字塔，从下至上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25]。可以看出，前两层是低级需求，后五层是高级需求。第一层需求是在匮乏时产生的动机，人和动物都具备，一旦得到满足，兴奋便降低，便失去动机。第二层产生成长类动机，为人类独有，是一种超越了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后，发自内心对实现自身潜能的需求。高级需求的追求，以低级需求的满足为基础，而最高级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较低各层次的满足。从价值角度来看，只有高级需求的满足才能使人产生更深刻的内在幸福感，并且体现人的价值感，马斯洛称之为“顶峰体验（高峰体验）”。而“顶峰体验”是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动力，也是人类一切活动区别于动物的内在动力。

消费思想根植于人类的生理、心理需求。贝尔对人类的需求也有独到的论述，他把人类的各种需求分为需要（needs）和欲求（wants）。他引用凯恩斯的理论说：“……人类的需求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大体能分作两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那一类需要。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但绝对的需要不是这样。”^[26]可见，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性格而产生的多种喜好。对于人类欲求，在中世纪，阿奎那指出，人对钱财的欲望没有止境，这是天主教限制高利贷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消费社会，对“需要”和“欲望”的需求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二、唯我主义、享乐主义——对理性、绝对真理和传统道德的怀疑和否定

消费思想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它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消费思想和科学技术以及后期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因其旺盛生命力获得了自己的特性——这就是它的无限发展性。在技术强有力的推进之下，没有一种数学上的渐进线来限定它的发展指数。通讯革命和运输革命给人的感官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人们空间感和时间感的变化。贝尔看到了在20世纪20年代大众消费已经崭露头角。随着宗教冲动力的耗散（这是一段自行发生的复杂历史），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也逐渐减弱。“一种对理性、道德和真理的普遍怀疑和否定的思潮，助长了唯我主义、享乐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反理性主义的病态现象的发展”^[27]。

60年代出现一种言论：资产阶级“在性生活方面拘谨无能；在家庭生活方面俗鄙不堪；他在衣着打扮上的千篇一律令人沮丧，它那充满铜臭的生活成规更使人难以忍耐……”这种反文化潮流彻底否定了新教伦理为基础的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大众消费的象征有：密封的小轿车作为中产阶级的私室（cabinet particular）成了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电影作为改造文化的工具，可以使得新教“可怕的”性行为尽收眼底；电视和广告为大众消费带头引路，刺激了人们的需要，改变了人们的习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情欲高潮的崇拜取代了对金钱的崇拜，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普遍追求。”^[28]而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大众消费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汽车、电影、无线电、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等本身都是技术上的发明，使用电器的规模越来越大。大众消费还得力于三项社会发明：“（1）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生产，这使得汽车的廉价出售成为可能；（2）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鉴别购买集团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学化手段；（3）比以上发明更为有效的分期付款购物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伴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奠定了国民社会和共同文化的根基。”^[29]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是社会学的新发明。“如果没有道德习俗的变化，即分期付款思想的发明，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30]

20世纪60年代女性服装出现了男性化的倾向，这种敏锐的灵感为女性服装注入了生机，表明服装重视人的个性化的审美需求（参阅图5－3）。60年代开始流行的超短裙使得女性更加妩媚动人，经久不衰（参阅图5－4、图5－5）。男子的牛仔服自然潇洒，某些时装故意把面料磨旧褪色，弄成毛边犹存、斑驳陆离、参差不齐的“乞丐服”，有时故意配上破洞和补丁。这些服装是典型的嬉皮士的装束，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是受到当代社会具有反叛精神、批判意识和抵触情绪的青年们表面上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服饰打扮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它是人类的审美观向实用观靠拢所导致的极端现象”。^[31]人们追求富有个性化的服装，反对清教徒式的古板、过度的庄严拘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服饰的倾向，折射出了人类在审美上的一种新的富有人性的追求”。^[32]这一切解除了多年文明加在人身上的桎梏。新教徒俭省、节约、严肃的人生态度、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被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取代，正派规矩让位给放浪形骸，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享受的生活实质与人生信条席卷了整个社会，“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一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的东西”。^[33]享乐主义作为新生事物粉碎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被享乐主义所支配，享乐主义又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34]。

图5－3

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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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相继进入丰裕社会，一些国家还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现代资本主义使物质财富成了不可抗拒的统治力量。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35]真实情感、自豪、勇气、荣誉、同情、牺牲精神、自由的灵魂等成了人类生活和心灵中稀缺的元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培育了消费至上主义而赢得了大众的显著支持。“它有效地兜售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观念：把人类幸福同个人越来越多地占有商品或越来越大量地享受服务联系起来。获取物质的商品取代了爱、友谊和社团或被当成等同于爱、友谊和社团。”^[36]

消费主义刺激了设计的发展，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动力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特征。一方面，它代表了多元的审美需求的崛起，为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脆弱性又从反面警醒有识之士，使人们认识到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终结后的大问题，对消费主义的反思推动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思想的出现。

三、文化的反叛和设计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主要的界限和分野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普及文化之间旧有的划分的抹掉”^[37]。高等艺术和大众艺术以及商业形式之间的界限日益难以厘定。

“新的革命已经以两种主要方式开始了。第一，文化自治。这在艺术上已获实现，目前它开始转入生活领域。后现代主义趋势要求以前在艺术狂想中已经耗尽的东西必须在生活中加以实践。艺术和生活没有区别。艺术所允许的事生活也会允许。

第二，文艺小社团（cenacle）曾经实践过的生活方式，目前已经主宰了文化生活。很多人（在社会上肯定是少数，就数目来看并不少）正在模仿这些形式，不论它是波德莱尔那种对生活的冷面相对，还是韩波式幻象怒火，变化的规模之大给60年代的文化带来了特殊的声势。伴随而来的是，一度限于少数名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如今广泛地在大众传播工具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38]

打破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在生活中实践艺术的方式，这两种文化的汇合加强了文化对社会结构进攻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明显地打击了维护社会结构的动机系统和心理反应系统。“在这层意义上，60年代文化具有一种新的、也许是特殊的历史蕴涵，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39]。

设计活动的变迁正反映了人类独有的基于生理和心理之上的，发自内心对实现自身潜能的需要，对高级需要的追求。上文提到的男性化的女装、“乞丐服”等的设计目的也有类似的目的。纵观设计发展史，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造物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活动，都是精神的产物。人类就是为了不断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不断进取和发展。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在获取食物与水源、生殖繁衍、渴望安全等深层次意识驱动下，也不忘对美的追求。氏族图腾、首饰、项链等装饰文化以及随音乐节拍舞蹈等，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原始的和谐关系和原始人类的率真情感。这一阶段的设计活动可以说是低级的需要。随着阶级的出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造型产生了变化：大量器皿、彩陶的造型和纹饰体现了使用者地位的不同，象征了对权力与地位的愿望。而这种愿望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基本生理和安全需要得到一定保障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对归属等新观念新追求的需要，对尊重的需要。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使得“设计为大众，而不是为权贵”，体现了人类对尊重的需要。同时，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现代主义设计使得人类对求知的需要、对自我实现的需要越来越强烈，设计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体现了其对于整个人类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设计理论家巴巴纳克出版了《为真实世界而设计》一书，成为现代设计发展的又一转折点。其思想之所以影响至今，是因为他提出了关于设计的观点深入问题实质的问题，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论设计风格、形式变化等问题。他主张：设计为全人类而不是为富裕国家服务（国际主义）；设计不但为健康人而且为残疾人服务（人道主义）。”^[40]

60年代在欧洲，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先天不足，因而兴起了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争论的介入，并非出于偶然或是试图玩世不恭地利用当代思潮，而是他早期著作的逻辑发展和必然结果。”^[41]但究其根源还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他研究后现代主义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来研究后现代主义才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乃是解释分析资本主义的最佳模式”。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元叙事的问题上，詹姆逊认为，“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不可缺少的理论视野，因为认识世界、发掘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层本质必须以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原则为方法论前提，并且劳动的解放、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事件，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42]他运用了马克思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系统本身存在着矛盾和变异，而这种矛盾和变异是系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应将其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去研究，从后现代主义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阐述而不应割离其发展的历史背景。他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论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理论，这是构成詹姆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基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居“文化主导”的位置。“詹姆逊之所以称后现代主义为文化的主导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只有研究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现象，才能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做出评估，另一方面也表明后现代主义除了作为文化主导外，它还是一种允许一系列极不相同的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呈现和共存的概念”。^[43]美国艺术理论家金·莱文在《告别现代主义》中也提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纯粹的，它引用、纯化、重复过去的东西，它的方法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它是风格的自由和自由的风格的，它充满怀疑，但不否定任何东西，它容忍模糊性、矛盾、复杂性和不连贯性。”

四、对现代主义技术至上论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设计产生的社会是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包括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播媒介社会等等。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古典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当代美国思想家詹姆逊也认为资本主义革命以来，形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的时代）；第二阶段为“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4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近代科学先驱们期望通过科学技术产生新人、新社会、新世界的想法并没有实现。贝尔认为，理性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最高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这一思想在战后受到很大的挑战，理性主义科学观受到了很大的质疑。随着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及后工业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经济秩序和政治机构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种种弊端日渐激烈，人们不得不重新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整体的反思。置身于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中，人们备受巨大的苦闷、压抑、疯狂和动荡心灵的煎熬。

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技的负效应日益显露，引起人们的关注。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描绘了污染使春天死一般沉寂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思想。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人们开始意识到正确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保护环境的迫切性。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认为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给社会带来的“阴暗面”表现为：能源和矿产“日益枯竭”；环境污染使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生态之间的不协调日益突出；科学进步已不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人类在未来能否生存下去。对生存的担忧，衍生出对科学技术的种种怀疑，人们不得不对工业化进程进行理性的反思。

英国科学与社会协会主席J.R.拉维兹对战后科学的发展作了精辟地描述：“我们经历了科学的工业革命，研究规模和资本强度增长，以及它与技术和政治力量的密切结合。荒谬的是，随着科学大大地繁荣，它失去了作为真与善唯一载体的思想功能。”^[45]1931年，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州工学院的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报告中说道：“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目标……”

回顾艺术设计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清晰地认识到当现代主义运动在美国发展成为国际风格，人们在崇尚工业、技术或科学环境的同时，更加向往自然、情感或艺术的意境。当人们意识到商品经济时代的“功利主义”，牺牲了民族性、地方性、个性，一心追求共性，无法满足人们实现自我的需要时，国际主义风格也就失去了它生存的必要性。在设计中，从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民族审美情绪同现代设计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才是设计发展的趋势。由此可见，人类追求的7个层次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而每一次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升华。人类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上升中不断进步、不断创造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特意和特殊的反动。“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高等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既有形式，对占领着大学、博物馆、画廊和基金会的这样或那样的主导地位的高等现代主义的特意的反动出现的”^[46]。后现代主义正是在对现代主义的思考和质疑中出现的，它出现的社会背景铸造了后现代主义设计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