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社会背景和 思想基础

一、对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质疑

对现代主义设计的思考和人们对科学技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的深度思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技术—经济的发展把世界纳入固定的框架模式之中，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就是世界被纳入一定的框架结果之中。海德格尔在追问技术的时候，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科学技术并不能达到真理，而艺术却能把人带到澄明之境。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论述告诉我们，艺术能够道明世界的本质，比如：天坛昭示了天之广大，比科学理性更贴近事物存在本身。科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希腊科学从来不是精确的，而且是因为，按其本质而言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1]“我们周围的器具毫无例外的是最切近和本真的物。所以器具既是物，因为它被有用性所规定，但又不只是物，器具同时又是艺术作品，但又要逊色于艺术作品，因为它没有艺术作品的自足性。假如允许作一种计算性的排列的话，我们可以说，器具在物与作品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中间地位。”^[2]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器具在艺术品和物之间，但是不同于技术。他说，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order）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3]科学技术带来的幸福是有条件和限制的。它把世界变得单调、机械、刻板。人的思想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也就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单面人”的思想，不再丰富复杂。资本主义成了一个牢笼，“它意味着一种决裂，意味着告别一个富于美满人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进程中重演，就像古代雅典文化的花朵不能复开一样。”^[4]

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可以从对功能主义的思考中反映出来。穆特休斯指出：“我们想在机器产品上看到的，是平滑的形式，简化到只剩下了最基本的功能。”^[5]技术忽视人性，技术—经济领域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是关键部门。“目前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建筑在有效经营的基础之上：即为了获得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做‘物’而不是当做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6]1967年，阿勃拉姆·莫莱斯批判了功能主义（参阅图5－1），他指出：“功能主义是困难时期的文化，在今天的繁荣社会中，它已经进入受批判的阶段。因为功能主义导致了产品的千篇一律。功能主义的目标是企图在生产和需要之间造成一种最完美的合适关系，而一个进入繁荣阶段的社会所实行的原则恰恰相反：要用五花八门、不拘一格的产品包围在生活的周围，形成一个新奇的、色彩缤纷的环境。”^[7]

图5－1

诚然，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建构的，那时节约和困难时期需要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工业设计不仅仅是困难时期的文化产物，它更是早期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相对应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已经消耗殆尽，正在兴起壮大的是消费主义思想。早期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资本者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经济冲动力，犹如孪生的兄弟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普及、经济的迅猛增长，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力耗尽了能量，贪婪攫取性失去了限制，逐渐转变为永无止境的消费。

人们逐渐认识到设计与生活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现代主义大师凡·德·罗也曾指出，“对于我们，生活是决定性的”。索托萨斯认为，“功能并不是某种尺度，它是产品与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8]。注意设计和生活的联系是设计中比较可取的思想，设计就是设计一种生活的样式。索托萨斯说：“当查尔斯·依姆斯设计出他的椅子（参阅图5－2）之时，他其实并不是设计一把椅子，而是设计了一种坐的方式。也就是说，他设计了一种功能，而不是为了一种功能而设计。他认为功能不是生理的、物理的系统，而是一种文化系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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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对现代设计功能主义和理性原则的思考为艺术家艺术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早在20世纪20年代，里特维尔德就鼓励艺术家和工程师结合，以便发挥艺术直觉和理性技术结合的优势，他曾提出：“设计的最高原则是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又体现在三个方面：产品设计结构合理、材料运用严格准确、工作程序明确清楚。”^[10]里特维尔德后来反对标准化所代表的思想主要是艺术家不能忍受工业化中的同一化法则的束缚，艺术家是生活的敏锐的体验者，如果用标准化来要求势必压抑艺术家的个性创造。现代主义设计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对技术至上的设计观点提出质疑，这也是北欧对现代主义批判的重要言论。他说：“我们必须记住，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设计都是有限制的产品，产生于一定的压力之下；在某种情况下，今天受到欢迎的高标准是快速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孪生姐妹，它本身并不是解放的工具，而现在的工业化高水平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个设计很可能无关紧要，而所有的设计都走向极端那就会破坏、毁灭生活的自发动力。”^[11]阿尔瓦·阿尔托认为，对于设计而言，“标准化意味着用工业化来剥夺个人趣味”，“既然标准化是生产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知道形式主义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个标准化的物体不应该是一个完成的产品，相反是用人们和个人法则作为标准化形式的补充”^[12]。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显著不同的地方也正在此。

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活动能力和范围，增强了他对自然的控制，但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人们又回头从文化艺术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宗教和崇拜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宗教置信徒于教会的组织与纪律约束之下，而崇拜是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自觉自愿、独自领悟和奉行的信仰。文化领域作为“意义的领域”，其功能便是以艺术或仪式的象征系统去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不可理喻的问题”。在后工业社会里崇拜较为合适。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对艺术性的“当代崇拜”，实际是西方人出于本能或潜意识，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对艺术的崇拜被引进了当代艺术设计领域。

二、对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状况的思考——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60年前后，丹尼尔·贝尔在反思左翼运动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即认为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在哲学领域里，理性主义信念已经衰落。他说：“对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13]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争霸时期，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是超前的。

贝尔反对19世纪的普遍性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厌恶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苏联的高压政策给共产主义带来了恶劣的影响，有的批评家甚至把它和纳粹相提并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贝尔在20世纪60年代预示了冷战期间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即将结束，他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主张寻求改革和非革命，主张改良主义。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詹姆逊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到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期（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替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那时高等现代主义还是一种地下力量”^[14]。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形式特点而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cle）。美国本土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比较小，在50年代初进入繁荣时期；法国大约在1958年前后过渡到丰裕社会阶段。60年代很多方面都是重要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同时确定下来，并且遭到内在矛盾和外来反抗冲击和震荡的时期”^[15]。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我也相信，它的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16]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方式存有共生关系。意识形态内涵是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主义是现代主义设计的主要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旧有的阶级划分失去了现实意义。人类阶级之间的各种激烈的对抗和暴力斗争在总体上趋于缓和。政治意识形态乃至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也逐渐淡化，意识形态之中人性化的、人道的设计思想逐渐凸现。必须说明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对抗理论对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已经力不从心，在历史舞台上不占主流地位，但并不是意味意识形态已经消失；而且其他新的问题，诸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改良问题、民族问题、文明问题等等，逐渐凸现出来，引起人们重视。

三、白领中产阶级的兴起

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国家白领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一致并行的。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贝尔指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一般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的“纯”理论来自《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预告了企业的集中化和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危机与结局，这是简单化的理论模式。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零零星星却非常准确地描绘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极其引人入胜的社会发展图式。其中预言企业管理中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的分离，预言了人数大大多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白领管理阶级（即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中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采用通过银行体系来取得资本的新方式，这是根据实际经验和当时复杂现实总结出的发展趋势。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按照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发展的^[17]。

西方社会处于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由财产决定的社会关系、现有的集中在少数权贵集团的权力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基础——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销蚀。贝尔粗略地把西方社会划分为三大时期：17世纪以前为前工业社会，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为工业社会，之后为后工业社会。美国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其标志在于，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过上丰裕生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开始发展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用于食物的需要费用开始下降，用于奢侈品和娱乐方面的费用增多，保健和教育的开销不断增加。以知识为基础的阶级正在崛起，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社会的决策更具有技术性，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贝尔把技术看得很重要，他说，社会上层的富裕企业家阶级及其子孙后代不再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另一种是经理阶层的兴起，这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利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职位方面。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中。私有财产作为反对技术技能的一股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或者说，作为社会的职业技术基础，工薪阶级的兴起取代了“无产阶级”。

大量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便利了机器设备的使用和系统管理技术。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被削弱，知识阶层正在壮大。知识、教育和科学在现代西方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文凭要么是通用的，要么是某行业专门组织的。文凭的差异决定了是否能拥有良好职业，享有中等乃至高等的自主权。“文凭是服务阶级和‘非熟练的白领工人’之间的重要界限，尽管有界限存在就会有变革发生。”^[18]“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所偏爱的工作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事业。要进入这个事业，就得依赖于一些适当的教育证书，几乎没人能够避免追求这样的证书。人们相对的成就构成了他们在社会阶层体系中的地位。”^[19]工程师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大多数是男性，中产阶级的社会出身居多，他们通常受过大学教育，并且大多数是大公司的管理者。“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过程是：职业工程师对‘科学工程’加以垄断，而大型科技企业又对这些职业工程师加以垄断。”^[20]“服务阶级的力量是合法的，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以‘技术合理性’为前提。”^[21]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取代了“无产阶级”，改变了欧洲的阶级结构和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也注定了对后现代主义设计新的期望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