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美国戏剧介绍

一　20世纪末的美国戏剧

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三十余年中，美国戏剧又迎来了新一轮繁荣，老一辈戏剧家依然“青春”焕发，新锐剧作家层出不穷。这一时期戏剧主题五彩缤纷，戏剧起到再现时代风貌、针砭社会诟病之功效。这一讲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对美国戏剧这三十余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整体回顾与分析。

（一）20世纪早中期已成名作家的戏剧新作

在世纪之交这三十多年中，有一支队伍不可忽视，那就是在20世纪早中期成名的作家，他们对美国戏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一长串名单中，除亚瑟·米勒之外，爱德华·阿尔比、山姆·谢泼德、戴维·雷勃、大卫·马梅特等著名剧作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作品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在主题与艺术风格上又有大胆创新。

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虽然其主要代表作品集中于60年代前，但是在世纪之交，晚年的米勒仍笔耕不辍，为美国当代戏剧舞台贡献了一部又一部新作。虽然与他前期的创作相比，其晚年的创作没有那么多引起轰动的作品，但是好的戏剧作品还是层出不穷，他的创作重心从关注重大社会问题转向了对社会个人的关注。《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1980）写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经历的困苦和磨难。1982年上演的两部剧作《献给一位女士的哀歌》（Elegy for a Lady，1982）和《一些爱情故事》（Some Kind of Love Story，1982）是两部独幕剧，这两部剧也是米勒在戏剧上新的实验，与米勒之前创作的现实主义剧作有很大的不同。1986上演的《危险：回忆！》（Danger：Memory！1986）由两部短剧组成，分别是《我什么都不记得》（I Can’t Remember Anything，1986）和《克拉拉》（Clara，1986）。米勒80年代的戏剧作品反响平平，没有受到美国批评家们太大的关注，但是晚年的米勒在英国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在美国的名声，他的很多戏剧在英国的反响都比在美国好。值得一提的是亚瑟·米勒在1983年来到了中国，并将《推销员之死》搬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该剧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84年，他还出版了《“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一书，介绍了该剧在中国上演的真实情况。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的《下摩根山之旅》（The Ride Down Mount Morgan，1991）、《最后一个美国佬》（The Last Yankee，1992）和《碎玻璃》（Broken Glass，1994）等都很受欢迎，其中《下摩根山之旅》和《碎玻璃》分别获得2000年和1994年托尼奖提名。进入21世纪，米勒推出了《完成画作》（Finish the Picture，2004），这也是他的封顶之作。

纵观米勒这一时期的戏剧，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是他关注的焦点。从讨论家庭、个人问题展开，进而映射一些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如《下摩根山下山之旅》表面上讨论了忠诚与道德等问题，实际上又是一种隐喻，剧中的莱曼侵占、控制他人影射了一些国家或者群体的帝国主义风气。该剧还表现了对美国社会道德腐败的一种讽刺。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1928－）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剧坛崭露头角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借鉴欧洲实验戏剧的新形式，他与他的同代人以大胆、反叛的戏剧艺术实践将先锋、革新的戏剧思潮引入当时陷于刻板、平庸的美国剧坛，其活力和朝气令美国观众耳目一新。在世纪之交这三十多年中，尤其是90年代以后，阿尔比仍然创作热情高涨，长期的艺术积累也使他后期的戏剧创作更加成熟。

进入80年代，阿尔比推出了三部新剧《三条手臂的男人》（The Man Who Had Three Arms，1981）、《寻找太阳》（Finding the Sun，1982）以及《婚姻游戏》（Marriage Play，1986）。《三条手臂的男人》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发现自己长出第三条手臂之后，走向名人圈的故事，他的生活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剧讽刺了天主教、名人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以及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浅薄，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模式，加入了主角与观众的对话，语言幽默，有时也穿插一些粗话。该剧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第三条手臂可能暗喻一个毫无特色的人突然得到的才能。该剧首演只演了16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婚姻游戏》也是探讨婚姻与家庭问题，剧中的吉莉安和杰克和《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乔治和玛莎有相似之处，他们也用游戏来抵消对生活的不满，也陷入争吵甚至厮打……虽然阿尔比一直坚持创作与导演，致力于戏剧事业，但是在创作上，阿尔比在80年代的剧坛可谓表现平平，推出的这三部剧作也没能引起轰动。

90年代以后，阿尔比迎来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期，1991年上演的《三个说大话的女人》（Three Tall Women，1991）一举获得了普利策奖以及其他各大戏剧奖项，从此打开了阿尔比创作的一个新阶段。此后，阿尔比连续创作了《洛尔卡戏剧》（The Lorca Play，1992）、《碎片》（Fragments，1993）、《关于小宝宝的剧》（The Play about the Baby，1996），其中《关于小宝宝的剧》获得了2001年普利策奖的提名。

进入21世纪后阿尔比更是新作不断，2002年《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The Goat or Who’s Sylvia，2002）获最佳托尼奖、剧评人奖杰出新戏奖，并于2003年获普利策戏剧奖提名。随后他还创作了《占有人》（Occupant，2001）、《笃！笃！谁在那儿？！》（Knock！Knock！Who’s There？！2003）以及《宾我、自我和主我》（Me，Myself and I，2007），这些剧都引起了积极反响，再一次证明了阿尔比的创作实力。阿尔比在2004年推出了《动物园的故事》的前篇《家庭生活》（Homelife，2004），此剧和《动物园的故事》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两幕剧，并于2009年更名为《在家在动物园》（At Home At the Zoo，2009）。

纵观阿尔比世纪之交的作品，他更关注人生的历程、死亡、幸福等主题，像《三个说大话的女人》探讨了主人只处于人生各个阶段对死亡的看法，反映了人到老年之孤独，也揭示了尽管人生最终会走向死亡，但漫长人生路上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家庭主题仍然是阿尔比关注的焦点，像《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等探讨了紧张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秘密、朋友的忠诚等，通过对危机家庭讨论，阿尔比也挑战了观众在面对如不忠、同性恋、乱伦以及人兽恋等社会禁忌时的道德底线。

在阿尔比的创作生涯中，优秀的作品不胜枚举。许多批评家更看重他作品中的荒诞主义元素，但阿尔比本人却对这种观点不是很赞同。毋庸置疑，虽然阿尔比也确实深受荒诞派剧作家们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利用荒诞元素的同时也反映和探讨了社会与人生问题，带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常常将现实问题隐藏于戏剧中让观众审视和思考，在荒诞和人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与阿尔比相比，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1943－）是后起之秀，他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70年代谢泼德创作了一系列剧作，其中《被埋葬的孩子》（The Buried Child，1978）一举捧得最佳托尼戏剧奖和普利策奖。进入80年代，谢泼德新作不断，《真正的西部》（True West，1980）在2000年获得了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提名；《情痴》（Fool For Love，1983）在1984年获得奥比奖最佳新戏奖和奥比奖最佳导演奖；《撒谎》（A Lie of the Mind，1985）在1986年连续获得纽约戏剧委员会杰出戏剧奖、纽约剧评人最佳剧作奖、外百老汇杰出戏剧圈外剧评人奖。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震惊》（States of Shock，1991）、《和谐》（Simpatico，1993）和《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珠》（Eyes for Consuela，1998）等作品。

进入新世纪，谢泼德仍然笔耕不辍，推出了《亨利·莫斯的晚年》（The Late Henry Moss，2000）、《地狱之神》（The God of Hell，2004）、《徒劳》（Kicking a Dead Horse，2007）、《月之轮》（Ages of the Moon，2009）。

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60年代发迹，70年代推出了很多优秀作品，80年代变得更加成熟，作品有《真正的西部》和《情痴》等。90年代谢泼德一度把重心转移到了电影文学的创作中，但他仍然写出了《震惊》（States of Shock，1991）、《和谐》（Simpatico，1994）和《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珠》（Eyes for Consuela，1998）等作品。进入21世纪，《亨利·莫斯的晚年》（The Late Henry Moss，2000）、《地狱之神》（The God of Hell，2004）、《徒劳》（Kicking a Dead Horse，2007）、《月之岁月》（Ages of the Moon，2009）等又为谢泼德戏剧名单上增加了新的剧目。

纵观其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未变的是他对真实和对自我的探索和追求。不论他笔下的的故事发生在何时何地何人身上，他始终都在说着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神话。他始终都在描写着一种困境，神话与现实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下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他关注着美国梦，美国西部这些美国神话下的真实，关注着生活在这些神话中成长的美国人的现状，关注着处于这些神话与真实的夹缝之中的美国人的困惑、迷失和挫败以及对自我的追寻。牛仔、艺术家、农民、退伍军人已经成为他作品的标签。酗酒的父亲、疏离扭曲的人际关系、受挫的灵魂总是萦绕在他的作品之中。谢泼德笔下的众生总是挣扎在自我与现实之间，他们本身也如同是一件件容器，盛满了谢泼德自身在追寻自我路程中的矛盾与反思。谢泼德的每一部作品既是独立的存在，又是他对于自我探索和自我定位的一步步阶段性的又互相关联的载体。谢泼德曾在采访中提到“作为人类，最让自己感到奇异和恐惧的是对身份的需求。这总是让我很困惑，可以说现在这对我仍是未解之谜”。⁽¹⁾

谢泼德对政治十分敏感，《震惊》针对当时的美国局势、海湾战争等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9·11之后，谢泼德似乎已经无法按捺自己的愤怒，在《地狱之神》上演之时，又适逢美国大选，因此该剧以更加浓烈的笔墨毫不留情地嘲讽了美国当局。2007年上演的《徒劳》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该剧结尾时直接列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罪状，难以掩饰其对美国的失望和担忧。毋庸置疑，9·11之后遭受创伤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谢泼德作品本身的政治倾向也因此越发明显，这同谢泼德对当今美国所抱有的巨大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有很大的关系。

米勒、阿尔比和谢泼德是20世纪早中期就成就非凡的剧作家，世纪之交这些重量级的大师依然为美国戏剧增添宝贵的财富，他们探讨的话题及提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二）越战后的重要剧作家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重大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越战成为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但同时促成了一代人的觉醒，使得人们对人性、道德等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20世纪末叶，一些以越战戏剧闻名的作家和越战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像戴维·雷勃、大卫·马梅特、兰福德·威尔逊以及迈克尔·韦勒等佳作不断，剧作除延续越战的暴力、混乱、迷惘主题外，还揭露了当代美国贪婪、自私、金钱等导致的人性扭曲、道德堕落和犯罪等社会问题。

戴维·雷勃（David Rabe，1940－）是将越战搬上戏剧舞台，美国当代“最为出色、有名”⁽²⁾的剧作家。70年代他以越战三部曲——《帕洛夫·赫梅尔的基本训练》（The Basic Training of Pavlo Hummel，1971）、《棍棒与骨头》（Sticks and Bones，1971）和《飘带》（Streamers，1976）——而轰动美国剧坛，然而，若仅以越战作家来界定雷勃，则有失公允。雷勃的戏剧创作并非仅局限于越战题材，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剧作基本脱离了越战题材，如具有代表性的《浮世男女》（Hurlyburly，1984）和《怜悯问题》（A Question of Mercy，1997）等。

《浮世男女》与《飘带》、《帕洛夫·赫梅尔》一样，呈现的也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但剧中的场景不是设在兵营，而是转移到了好莱坞山上一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该剧讲述了四个与妻子或分居或离婚的男人对女人及对他们在好莱坞影视界的工作的困惑。生活中的这四个男人只能从毒品、酒精中寻找慰藉。全剧侧重描述其中两个人物——艾迪和菲尔的友谊。艾迪和米基同住一幢二层小楼，两人的工作都是剧本编辑，他们拼命在这个行业中生存，但似乎又鄙视这份工作。相比而言，米基对工作更加上进，艾迪则似乎非常怨恨自己。他们两人经常吸食可卡因，并交换女伴。他们的朋友阿蒂和菲尔经常前来拜访他们：阿蒂似乎已是成功的剧本编辑；菲尔则一心想要成为演员。剧中大部分时间里，菲尔都因吸毒而显得神志恍惚、忧心忡忡，随时都有可能会闹事。他有暴力倾向，可能会打烂屋子、攻击其他人甚至他自己。不难看出该剧探讨了现代人对工作的困惑和生活上的堕落。

《怜悯问题》为两幕剧。该剧一开始，已经退休的查普曼医生接到托马斯电话，请求医生协助他那饱受艾滋病痛折磨、一心求死的同性恋情人安东尼自杀。安东尼的身体每况愈下、心情也非常沮丧，正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他的生活离不开尿布，因此他希望能死得有尊严。然而，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救死扶伤，法律也不允许协助他人自杀，因此查普曼不愿牵连其中。但与安东尼的会面激起了查普曼的同情心，他同意参与安东尼的自杀，指导后者自杀时如何服用过量药物，并要求其在遗嘱中申明死后不尸检，以防被人发现其死亡的真相。

《怜悯问题》生动再现了剧中人物在道德和情感上的矛盾，展示了与雷勃以往作品不一样的写作风格——“优雅、教养、克制”。⁽³⁾剧中同性恋人间感人至深的爱情、艾滋病人的伤痛折磨、剧中人物的苦闷踌躇也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有评论家将这部剧作归为“艾滋病戏剧”。然而，艾滋病只是剧中的一个外界因素而已，如果仅因此就将其视为艾滋病戏剧则有失公允。从剧情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探讨人们面对病痛、死亡、道德、情感困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以及对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像艾滋病患者的理解、包容与同情等重要主题。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雷勃共创作了十余部戏剧，多次获得美国戏剧奖项或提名。虽为越战剧作家，但他打破了越战题材的局限性，剧作题材涉及范围广，主题深刻。雷勃深切关注越战对美国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影响，真实地再现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揭示了一些突出的社会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暴力、艾滋病等对现代人的影响，严厉抨击了道德日益沦丧的美国社会。

20世纪下半叶，越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思自我的价值、欲望和追求。一些作家将美国人的欲望、贪婪、自私的自我置于更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大卫·马梅特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大卫·马梅特（David Mamet，1947－）同样关注美国社会，只不过他心目中的美国不是真实的。他同样描写“美国梦”，却不同于前辈亚瑟·米勒笔下的美国梦，他不但毫不留情地揭露腐朽的美国梦，更重视探讨昔日的美国梦对现代人思想的腐蚀。

80年代马梅特创作了《埃德蒙德》（Edmond，1982）、《拜金一族》（Glengarry Glen Ross，1984）和《加快，犁吧》（Speed－the－Plow，1988），三部戏剧引起了热烈反响，捧得多个奖项。总的来看，马梅特80年代的戏剧创作紧紧围绕“自我”这个中心主题展开。《埃德蒙德》中的主人公是个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但是他对极度的物质主义世界十分不满，因而选择摆脱平淡无味、风平浪静的家庭生活，深入黑社会，寻找自由、真正的自我；《拜金一族》中四个房产推销员，为了获取最大的自我利益，不惜使用说谎、欺骗、献媚、贿赂、恐吓、威胁、盗窃等手段；而《加快，犁吧》中每一个角色，为了自我利益不惜出卖肉体、使用暴力等。在再现自我的背后，马梅特无情地揭露了美国梦腐朽的实质，并且警示人们昔日的美国梦今天仍然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20世纪末，马梅特创作势头不减，他不断拓展写作视野，将笔触直指当今具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如性骚扰、虐童、同性恋、种族、身份等问题，《奥利安娜》（Oleanna，1993）、《密码》（The Cryptogram，1995）、《老街坊》（The Old Neighborhood，1998）、《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1999）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进入21世纪后，马梅特的戏剧创作逐渐减少，仅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东北王国的南部》（South of the Northeast Kingdom）。马梅特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了电影制作上，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纵观马梅特这一时期的写作，他擅长描写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和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大都不善于表达，常常行施背叛、暴力和欺诈等手段。他们的生活平庸无奇、精神荒芜、感情破裂，生活在困惑、失落、恐惧和绝望之中。尽管如此，剧本中的人物却常常通过陈词滥调、自我感情的流露等等来掩饰自身的绝望。和亚瑟·米勒一样，马梅特十分关注人物的道德问题。在他看来，自我和社会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但是，自我已经被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资本社会所腐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金钱和商品交易决定的。马梅特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去挖掘出真正代表美国平民内心世界的焦虑、迷茫、冲动和悲凉情绪，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兰福德·威尔逊（Lanford Wilson，1937－2011）是20世纪末关注美国社会问题的又一重要剧作家。他的作品中对话和场景的设置通常把不同的故事串连起来，各种社会问题杂糅在一起，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失去活力、失去凝聚力的社会。他所塑造的人物大都遭受磨难和痛苦，他们在困难面前退缩、逃避、恐惧，他善于刻画紧张的人际关系，某些人道德沦丧、心灵扭曲，在侵略和暴力面前显得无助。

威尔逊70年代反映美国底层人生活的《巴尔的摩旅馆》（Hotel Baltimore，1972）给他带来了包括奥比最佳外百老汇戏剧奖在内的无数荣誉，80年代凭借《塔利家的蠢事》（Talley’s Folly，1979）和《烧掉这个》（Burn This，1987）再次赢得普利策奖、纽约电影批评家奖以及托尼最佳剧作奖。威尔逊的戏剧关注社会边缘人物，在剧本中涉及大量的同性恋角色，如《吉里德的香膏》、《柠檬色天空》以及《宇宙画像》（Portrait of the Cosmos，1987）等。虽然他被认为是公开的同性恋剧作家，但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在我周围随处都能见到同性恋者，我只是把看到的写出来。我从来就没把同性恋当成一个焦点来写，因为我从来就不觉得它是焦点。”他更希望通过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喊出那些不能融入主流文化的人群的心声，让人们关注、理解并包容那些挣扎在社会边缘的人。

20世纪末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戏剧家以他们特有的文学武器，揭露在资本主义利益驱使下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腐败的事实，关心社会边缘人和弱势群体，并为他们发声。雷勃、马梅特、威尔逊正是这群人中杰出的代表。

（三）同性恋和艾滋病戏剧(www.xing528.com)

20世纪中后期，同性恋、艾滋病成为困扰美国的问题，同性恋者要求获得合法婚姻权利，艾滋病肆虐引起全社会恐慌。里根政府以同性恋是导致艾滋病为由，在政治上排斥、迫害同性恋群体，导致同性恋与艾滋病人群体被歧视。因此一些作家关注同性恋、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将这些话题与政治、种族与身份等诸多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

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1956－）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剧作家，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至今已有剧作二十余部。90年代，他凭借《天使在美国：一部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一剧轰动美国剧坛，囊括了包括普利策奖、托尼奖等在内的多个知名戏剧大奖，该剧也奠定了他在百老汇以及当代美国戏剧界的地位。《天使在美国》的副标题“一部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诠释了该剧所想表达的思想，即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同性恋与艾滋病人的社会地位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政治现象：保守派政治、腐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

《天使在美国》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剧作，全剧时长约7个小时，剧中人物众多，场景十分多变。全剧由两部完整的剧作构成：《天使在美国：千禧年临近》（Angels in America：Millennium Approaches，1991）、《天使在美国：改革》（Angels in America：Perestroika，1992），两部剧分别上演于1991年和1992年。全剧有30多个人物，共8幕、59个场景以及一个收场白。在剧情进行过程中，人物的对白常常会与同时进行的另一个场景中的对白交叉进行，场景的跨越性也很大，从办公室很快地转换到卧室，从病房转换到剧中人物幻想中的南极。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一对夫妻——乔·彼特和哈珀·彼特和一对同性恋人——路易斯·艾荣森和普莱尔·沃尔特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剧中主要关注的是当时的两大焦点，一是腐败贪婪的保守派政治，二是对当时的一种新型疾病——艾滋病的恐慌。正是这个特殊的故事背景使得该剧在同样描写爱情故事的戏剧中脱颖而出。

剧中8个主要人物中有5个是同性恋，显然这部剧作的中心主题就是当代美国人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的态度。这5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世纪之交时美国人如何面对性取向和艾滋病问题的缩影。罗伊·柯恩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因为他觉得以他的社会地位，不应该和那些被歧视的同性恋者列为一类。在他看来，同性恋并不是性取向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他认为同性恋者就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而他，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人，显然不能是一个同性恋者。

信奉摩门教的彼特家族则反映出了社会对于同性恋者和艾滋病的另一种态度——宗教信条的禁止和行为上的置若罔闻，这本身是一种矛盾。剧中的乔最初试图抗拒自己的性取向，因为同性恋是有违摩门教信条的，他甚至对自己的这种想法非常痛恨，因为摩门教有个信条“人的好坏是由所做而非所想决定”。⁽⁴⁾而哈珀和汉娜在知道乔的性取向之后，也一度无视这个事实，以为乔的这种想法会自动消失。当然，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剧中的路易斯在普莱尔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开了他，之后被深深地自责困扰。他所承受的折磨也很好地反映出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在看着亲人或爱人被病痛折磨时所要付出的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代价。当然，普莱尔在剧中虽然被病痛折磨，身边仍然有好友陪伴，他面对病魔的积极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库什纳自己对人们面对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们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的表白。正如安娜·奎因德兰（Anna Quindlen）所说，该剧是“一部极好极好的戏剧，它探讨了爱以及在人们对人性、爱心的理解更深时人们的生活状况”。⁽⁵⁾

由于库什纳对同性恋权利和政治局势的特别关注，他的其他剧作，如《一间叫做白昼的明亮房间》（A Bright Room Called Day，1987）、《居家人／喀布尔》（Homebody／Kabul，1999）等，都无一例外地涉及了当代美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他将同性恋、艾滋病问题与政治结合起来思考，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当然，他的剧作中也有一部分是改编剧或音乐剧。库什纳擅长将现实与虚幻结合，因此他的剧作常常既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又具有超现实主义元素，令人叹服。

霍利·休斯（Holly Hughes，1955－）是美国女同性恋剧作家，行为艺术家。她以身体表达女性的欲望、痛苦及遭遇，希冀以此来唤醒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尽管她在美国剧坛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她以其作品《雇用扮装》（Dress Suit to Hire，1988）和《阴蒂笔记》（Clit Notes，1990）赢得观众，并两次获得奥比奖。右翼政治家和一些同性恋团体都认为她的作品太色情，而休斯本人却认为，她的作品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制造争议，把观众从洋洋自得中唤醒，让他们思考和行动。休斯起初是一名抽象艺术画家，所以她要把这种抽象艺术手法运用到她的剧作中，从而直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她的作品以同性恋为题材，融合了讽刺、幽默、滑稽等艺术技巧，用身体来探讨生活中的严肃话题，结局往往滑稽可笑，同时又发人深省。

《雇用扮装》是一部旨在挑战异性恋霸权，探讨性别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与茱莉亚·巴特勒的性别操演说有不谋而合之处。该剧灵感来自当时纽约东村第二街一家由女同性恋伴侣所经营的礼服出租店，这对女同性恋伴侣对外宣称是姊妹，但是街坊之间却不断出现有关她们的谣传。从来没有一个顾客光临她们的店铺，她们也从来就没有租出去过一件衣服。《雇用扮装》在服装出租店之内展开，似姊妹又似恋人的迪鲁斯和密西根在一堆或俗艳或酷炫的衣服堆中不断易装，并以此来彼此挑逗、诱惑、爱抚，在个人记忆和情欲地图之间往返追逐。在这场符码游戏中，情欲、衣服和身体孰主孰从已经很难区分，仿佛“性別”不过是一堆符码的叠加和不同的排列组合，“性别”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抉择，而是在一连串光谱之间不经意的游走滑动。

性别符码游戏如易装，其扭转社会现实的力量固然十分有限，然而其中所流露的女同性恋之间的私密、真实且灼热逼人的生活画面，足以质疑社会对待同性恋与异性恋不同态度的合理性。

保拉·沃格尔（Paula Vogel，1951－）同样关注同性恋和艾滋病人群体，但是她的话题更能唤起人们对这些群体的同情。

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保拉·沃格尔的戏剧《梅格》（Meg，1976）进行了首场演出，荣获1977年美国大学戏剧节最佳新剧本奖。随后在多处进行演出并荣获多项大奖。在此之前保拉·沃格尔创作完成了《亨利爵士的最后之作》（Swan Song of Sir Henry，1974），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和多个基金会的赞助后，保拉·沃格尔又先后创作了《金苹果贝蒂》（Apple－Brown Betty，1979）、《德斯迪莫娜，一个关于手帕的故事》（Desdemona，A Play about a Handkerchief，1979）、《蓝衣伯莎》（Bertha in Blue，1981）、《最古老的职业》（The Oldest Profession，1981）等。20世纪末沃格尔最出名的作品莫过于《巴尔的摩华尔兹》（The Baltimore Waltz，1992）和《我如何学会驾驶》（How I Learned to Drive，1997），前一部获得了1992年奥比奖最佳戏剧奖，而后一部夺得1998年普利策戏剧奖。

《巴尔的摩华尔兹》以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艾滋病与手足情谊等一系列动人的故事。

保拉·沃格尔的哥哥卡尔1988年死于艾滋病，死前留下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保拉·沃格尔对哥哥的病情却毫不知晓，为此她悔恨内疚之至。在卡尔去世前，他们曾计划并盼望去欧洲旅行，但最终未能实现。《巴尔的摩华尔兹》是保拉·沃格尔在病房照料哥哥时酝酿而成，在卡尔离世后完稿。保拉·沃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这部戏剧是讲述艾滋病的。这部戏剧是有关兄妹之间的爱的，它是用来承载悲伤的。观众在观看完后伤心地告诉我这是他们与快乐接触的一种方式。在眼泪中有很多欢乐，在难过时有很多庆祝方式，在悲痛中有很多喜剧。”⁽⁶⁾

笼罩在悲剧的阴云下，整部戏剧由一系列小插曲构成，由沃格尔的哥哥卡尔所留下的感人至深的遗书开始整场戏。安娜是一名苦恼的单身小学女教师，她的哥哥卡尔是一名图书馆员。安娜在她所任教的小学的浴室内感染了虚构的绝症ATD（获得性厕所疾病（Acquired Toilet Disease））。仿照欧洲神话《奥德赛》而生的兄妹卡尔和安娜追求至极的享乐主义。在享乐的同时，找寻治愈安娜绝症的药方，当意识到生命已接近尾声，卡尔和安娜决定去欧洲旅行。被欲望驱使的安娜希望在旅行中享受最多的乐趣并和尽可能多的男人发生关系，和她一起享受荒诞糜烂生活的是安娜的同性恋哥哥卡尔，帮助这对兄妹达成心愿的是神秘的第三人。然而，沃格尔利用这个古怪的疾病ATD和其他一些线索提醒观众注意到一个事实：安娜并不是真正感染致命病毒的那个人，真正濒临死亡的是感染AIDS的哥哥卡尔。整个旅行也只是安娜丰富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他们从未离开垂死的卡尔所在的巴尔的摩医院。虽然这部戏剧将场景设置在一个真正的巴尔的摩医院，但观众追随安娜的脚步到巴黎、慕尼黑和维也纳享受了一次奇幻的旅行。安娜所展示的他们欧洲之行的片花都来自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附属医院。

保拉·沃格尔希望通过这部戏剧使观众可以重新看待艾滋病，改变他们对艾滋病的固有看法，这才是这场荒诞悲剧的目的所在。因为感染者都是一群社会弱势群体，她笔下的角色哀叹没有人真正积极地为治疗虚构的绝症ATD努力。虽然一些评论家对《巴尔的摩华尔兹》的评论很苛刻，但总体而言该剧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评论家的称赞。

沃格尔的《我如何学会驾驶》以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丽塔》为原型，描述了女孩贝蒂的成长历程，把贝蒂跟姨父学开车作为性启蒙的一种隐喻，而不是简单地将两人描写成施暴者和受害者。最终体现的是关于生存的主题，主人公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并逐渐成熟。吉尔·多兰在纽约戏剧评论中写道：“沃格尔的戏剧涉及了宽容、家庭问题，探讨了性别身份的不稳定，以及我们怎样利用一些无法预知的方法来认识自身、表达欲望，并在失去中逐渐成长。”⁽⁷⁾

（四）南方女性剧作家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南方剧作家，她们关注南方底层普通女性的孤独、苦恼和挫折，反映她们的心声；探讨女性的身份危机，展示现代知识女性在追求自我实现道路上所面临的挫折与彷徨；揭示了南方小镇上的女性为逃离父权制的压迫，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玛莎·诺曼、温迪·瓦瑟斯、贝丝·亨利等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

玛莎·诺曼（Marsha Norman，1947－），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为成功的女剧作家之一。诺曼的作品多数以现代女性的社会经历为主题，以处于边缘、底层的人物为对象，着重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异化的关系、女性的孤独、自由和死亡等问题。1981年《晚安，妈妈》的上演奠定了她在美国戏剧史的地位，该剧获得了1983年普利策文学奖、托尼奖提名，以及苏珊·史密斯·布莱克本奖等多个奖项。

自1977年其第一部作品《出狱》（Getting Out，1977）问世以来，诺曼已经创作戏剧十余部、歌剧三部、小说一部。其中《出狱》、《第三与橡树》（Third and Oak，1978）、《僵持》（The Holdup，1983）和《晚安，妈妈》（‘Night，Mother，1981）最为有名。

《晚安，妈妈》情节简单，故事发生在美国南部乡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傍晚时分，杰西·凯茨向妈妈塞玛·凯茨宣布了自己将自杀的决定。塞玛竭力阻止女儿，却无济于事，最终被女儿说服并认同她自杀的决定。

可以说《晚安，妈妈》还是一部关于囚禁和“出狱”的故事。杰西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她的爸爸死了，她的丈夫离她远去，她那少年犯儿子在偷了她的东西之后也离家出走。杰西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患有癫痫，她只知道自己有时候会失去知觉，她也以此为借口逃避工作，远离朋友。妈妈出于保护杰西的缘故，一直没有告诉她患有癫痫的事实。杰西从来没有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所以最后她想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死。她用乘公交车的一个比喻来说服妈妈同意她自杀——“如果我想下车，我现在就可以下车，因为即使我乘15年车，再下车我到的仍然是同一个地方。只要我想下车，我就下车。只要我受够了，我就要下车。我已经受够了。”然而，母亲的种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宣告了杰西的死亡。

《晚安，妈妈》旨在揭示美国普通家庭、底层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杰西的自杀是生活所迫：爸爸死了，丈夫离她远去，儿子不争气，自己还患有癫痫病。至此，观众可以看到处于社会底层、无助女性的生存状态。作者的目的在于呼吁全社会更多地关心、理解和包容我们身边那些默默无闻、平常普通的女性。

温迪·瓦瑟斯坦（Wendy Wasserstein，1950－2006）于1989年凭借戏剧《海蒂编年史》获得普利策奖，一举成名，被公认为美国当代杰出的女剧作家。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作者本人以及周围人的生活经历为创作蓝本，探讨女性的身份危机，以及在开辟自我道路上的遭遇、困惑与挫折。她的作品如《海蒂编年史》（The Heidi Chronicles，1988）中的女教授海蒂·霍兰德，《罗森斯魏格姐妹》（The Sisters Rosensweig，1993）中的犹太三姐妹以及《美国女儿》（An American Daughter，1997）中的女政治家丽萨·邓特·休斯，这些女性精英们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体会过痛苦和孤独，却依然充满勇气和希望。

《海蒂编年史》以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以半严肃半诙谐的笔触，讲述了女艺术家海蒂·霍兰德（Heidi Holland）在寻求自我和理想的旅途中遭遇的矛盾冲突和情感挫折。全剧共有11个场景，通过插图式的呈现方式，向观众展示了海蒂从1965年到1989年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20世纪60年代正值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兴起，海蒂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初具女权意识的少女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成熟女性。

《海蒂编年史》一如既往地重复了温迪以往的戏剧主题：现代女性在追求成功的事业和完美的家庭时遭遇的无数困难。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戏剧，作者和作品中的海蒂同样是单身母亲和追求自我的女性主义者，同样是生于20世纪50年代，深陷庞杂的女权主义运动洪流，同样无法避免困惑和选择。舞台上的海蒂融合了角色本身和作者的思想，作者借海蒂之口提出了“女性该何去何从”的疑问，虽然作者没有回答，但在该剧最后一个场景中，海蒂抱着女儿憧憬未来似乎也暗示了作者乐观的答案。

温迪·瓦瑟斯坦在剧中提出了对女性主义发展的反思，如何建立良好的两性关系，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是现代女性必须考虑的问题。这部戏剧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它是整整一代美国女性人生的缩影。当时，美国很多单身女性在看完这部戏剧后开始收养孩子，因为海蒂的人生经历触动了她们的内心。

贝丝·亨利（Beth Henley，1952－）擅长在喜剧中刻画南方小镇的悲情生活。她对南方城镇中女性形象的刻画深入人心，展现了女权主义的思想。在她的戏剧作品中，难以置信的故事情节、奇异而又独特的故事内容、敏感复杂的人物随处可见。由于亨利对美国南方生活的描写，所以她经常被看做是著名南方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和弗兰纳瑞·奥康纳的后继者。

亨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戏剧写作。《我忧郁吗？》（Am I Blue？1973）和《心灵的罪恶》（Crimes of the Heart，1979）是亨利70年代的代表作品，尤其是后者获得了1981年的普利策戏剧奖，让亨利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后，这位女作家的创作热情不减，贡献了包括荧幕剧在内的多部作品，如《爆竹皇后》（The Miss Firecracker Contest，1980）、《吉米·福斯特的苏醒》（The Wake of Jamey Foste，1982）、《成人礼舞会》（The Debutante Ball，1985）、《幸运之点》（The Lucky Spot，1986）、《丰裕》（Abundance，1989）。同时，她还写了荧幕剧《大智若愚》（Nobody’s Fool，1986）、《真实的故事》（True Stories，1986，与大卫·伯恩、斯蒂芬·托伯罗斯基合作）。90年代后，亨利的作品数量减少，《控制狂》（Control Freaks，1993）和《不可能的婚姻》（Impossible Marriage，1999）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入21世纪后，亨利创作了《狂欢者》（Revelers，2003）、《署名》（Signature，2003）、《滑稽的骗子》（Ridiculous Fraud，2004）和《紧身裤》（Tight Pants，2004）。此外，亨利于2000年出版了两本戏剧集，分别是《戏剧集，第一卷：1980－1989》（Collected Plays，Volume I：1980－1989，2000）、《戏剧集，第二卷：1990－1999》（Collected Plays，Volume II：1990－1999，2000）。

《心灵的罪恶》（Crimes of the Heart，1979）1981年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同年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亨利也成了23年来首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心灵的罪恶》也是第一部未在百老汇演出就获奖的作品。之后，在百老汇连续演出535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纽约剧评奖最佳美剧、古根海姆奖、托尼奖提名。亨利凭借《心灵的罪恶》成功地进入美国戏剧精英之列，正如亨利幽默地说道：“赢得普利策奖意味着我再也不用在一文不值的工厂工作了。”⁽⁸⁾亨利以其富有同情心的眼光看待迷失了生活方向的善良乡下人，发掘他们生活中的痛楚，反映他们人生的悲剧。

《心灵的罪恶》围绕1978年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上，麦格拉斯三姐妹的生存危机展开。作品受到了俄国著名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作品《三姐妹》的影响，同时亨利的家庭生活也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提供了素材。姐妹关系的处理、女性心理的描写源于亨利对女性世界的了解。《心灵的罪恶》既反映了南方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姐妹情谊，尽管她们经历过诸多不幸，但是最终能够把握自己，在艰难的生活中坚强挺立。

在亨利的作品中，扎根于南方小镇中的女性在笑声和泪水中成长是其作品的主要主题之一。女性主人公挣扎在自我身份追求的边缘，她们想逃离父权的压迫，躲避男性主导的家族关系，同时又敢于反抗，祛除社会赋予女性的烙印。亨利对人性特点观察细微，发掘个人转变的欲望，语言诙谐幽默。在她的作品中，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例如《心灵的罪恶》中麦格拉斯三姐妹的原型是亨利的姐妹们，她从现实生活中截取素材，日常的姐妹相处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而剧中别具一格的人物姓名具有内在的涵义，正如亨利在接受采访时阐述的那样，“名字看起来和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合。对我而言，名字是和图像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名字仅仅是简单的名字。”⁽⁹⁾南方口语化的对话深深地影响了亨利的写作风格，诙谐幽默的对话、诗一样的口语更是为人物增添了耀眼的光环。在南方些许哥特、些许怪异的小镇里，亨利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现了现代女权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