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族裔剧作家及代表作
(一)非裔代表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和苏珊·洛莉·帕克斯
1.奥古斯特·威尔逊
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1945-2005)是美国20世纪末期具代表性的黑人剧作家,他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五次获纽约戏剧评论圈奖和其他众多奖项。威尔逊一度致力于用10部戏剧来展现20世纪美国黑人的生活,其中每个年代一部戏剧,而他最终完成了这10部戏剧中的7部。他的作品丰富了美国戏剧的内容,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展现了美国黑人的历史,并强调黑人只有回归到自己种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中,才能在美国残酷的生活现状中获得慰藉。(8)
威尔逊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戏剧创作训练,他的创作大多数是通过自学,并从生活中挖掘素材。他的作品中大量地汲取了黑人布鲁斯音乐、黑人神话传说等因素,尽管看似采用传统的戏剧形式,但其内容却神秘而复杂。威尔逊成功地再现了黑人身份与历史、种族剥削与歧视等主题,并在传统的戏剧形式基础上大胆创新,使得其作品兼具现实和神秘的特色。
威尔逊于1945年4月27日出生在美国匹兹堡市,其母亲黛西·威尔逊是美国非裔,父亲是德裔白人。1983年威尔逊的戏剧一炮打响,这一年他的十部世纪系列剧之一的《雷尼大妈的黑屁股舞曲》(Ma Rainey’s Black Bottom)发表了。这部戏剧最初是在康耐狄格州的一家普通剧院演出,但不久便搬上了享誉全美的耶鲁大学实验剧院的舞台,并在1984年登上了百老汇舞台,并为威尔逊赢得了最佳评论家奖。威尔逊之后还创作了《栅栏》(Fences,1986)、《乔·特纳来了又走了》(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1988)、《钢琴的启示》(The Piano Lesson,1990)、《两列飞驰的火车》(Two Trains Running,1993)、《七把吉他琴》(Seven Guitars,1996)等作品,其中《栅栏》、《钢琴的启示》均获普利策戏剧奖,这对黑人剧作家而言,是少有的成就。
黑人布鲁斯音乐对威尔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其众多作品中。威尔逊经常谈到柏斯·史密斯的布鲁斯音乐对自己作品的影响,特别是她的热曲“全镇除了我没人能烘烤出香甜酱卷心蛋糕”。他指出,柏斯的声音让他感到黑人语言的复杂、高贵和神秘,并为自己是黑人群体中的一员而自豪。他将布鲁斯音乐作为其艺术创作的源泉,正因如此,他常常提到,“布鲁斯的历史价值在于其是保持黑人口头文化不断前进的车轮和动力”。(9)
2.《雷尼大妈的黑屁股舞曲》
《雷尼大妈的黑屁股舞曲》(Ma Rainey’s Black Bottom,1983)一剧的背景是在1927年芝加哥市的一家音乐制作间,主要讲述的是黑人歌手被白人老板剥夺演出收入的故事。该剧于1984年在百老汇上映,赢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出多达275场。
剧中的录音间正在为一位爵士歌手录一首叫做《黑屁股舞曲》的歌曲,这首歌曲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此时的雷尼大妈正在同她的黑人朋友们录音,她一副自鸣得意而又凶狠的样子,而其他人物却在谈天说地。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流畅自然,加上著名导演洛伊德·理查兹凡的出众才华,使得整部作品十分成功。尽管全剧就连制作人员的奉承话都具有喜剧色彩,但在笑声之余,却又引人深思。这群乐手和歌手虽然在做录音和录像,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做道具,也不过是把别人已经录好的作品配上动作而已,这对于真正的艺术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污辱。此外,虽然歌手卖力演出,但因为这间录音室的经理是白人而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反而是被白人白白地剥夺了劳动力。因此,整部剧作通过爵士歌手们的表演,揭示了美国黑人所蒙受的种族歧视,使得观众在发笑的同时也尝到一种辛酸苦涩的滋味。
威尔逊希望通过黑人音乐和舞蹈再现黑人鲜活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音乐不仅表达人类的精神,也展示了人性,同时,音乐和舞蹈也使得戏剧更为鲜活。
3.苏珊·洛莉·帕克斯
苏珊·洛莉·帕克斯(Suzan-Lori Parks,1963-)是继威尔逊之后又一位多产的非裔美国剧作家,其剧作《强者/弱者》(Topdog/Underdog,2001)荣获2002年的普利策戏剧奖,而帕克斯也因此成为美国戏剧界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性,她为美国当代戏剧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后现代黑人剧作家的代表,帕克斯一贯坚持用文学来反映社会问题。她在1994年3月美国戏剧的一次访谈中说道:“戏剧家不应该只是在写一场表演,而是应该用文学来触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她的作品成为20世纪的后30年中极具创造力的作品,并因其在美国戏剧史上所取得的诸多荣誉而为人所知。(10)
苏珊·洛莉·帕克斯于1963年5月10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1983年在芒特霍利约克学院参加了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开设的创作班。一次她在课堂上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戏剧方面的介绍时,其一些想法感动了詹姆斯·鲍德温,于是他建议帕克斯尝试戏剧方面的创作。在芒特霍利约克学院,帕克斯创作了第一部戏剧《罪人之地》(The Sinner’s Place,1984),该剧本使她在英语专业上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与此同时,帕克斯还阅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比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尤其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作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帕克斯对文学以及语言的欣赏。
帕克斯的作品被搬上舞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她的三部短剧《赌那匹绝尘大侠》(Betting on the Dust Commander,1987)、《鱼》(Fishes,1987)、《罪人之地》(The Sinner’s Place,1984)在三个单独的小剧院上演。
剧作《赌那匹绝尘大侠》于1987年在纽约上映。剧中人物马诺(Mare)的名字一语双关,暗指该剧标题中的马,而内容正是围绕一匹赛马展开,主要讲述了一对新婚夫妇马诺和路西斯(Lucius)如何被恶习毁掉的人生经历。在此剧中,帕克斯开始尝试运用音乐的结构和重复再现的创作手法,事实证明,她的这一尝试取得了成功,其剧作中“反复与修正”(repetition and revision)的手法备受关注。这种手法和威尔逊的创作手法都源自于具有非洲和非裔美国传统中音乐的艺术形式特征,但和威尔逊不同的是,威尔逊关注的是布鲁斯音乐中的神秘色彩,而帕克斯更关注爵士音乐的艺术形式。纵观全剧,在结构上可以分为A、B、C三部分。其中A是C的镜像,B的前半部分又在B的后半部分中重复出现。例如一些对话既无停顿也无舞台说明,即以此向观众暗示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是前半部分出现过的。A和C展示了这对夫妇婚礼当天的情形,B则把观众又带回到赛马场上的记忆。
帕克斯的另一部戏剧《全世界最后一个黑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Last Black Man in the Whole Entire World,1990)标题中的“最后一个黑人”名叫大肚子黑人(Black Man With Watermelon),他因无法逃脱被处以死刑的命运,于是在1317年的一天从23层楼坠下身亡。该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被认为是“虚构的、超越时代的黑人夫妇的代表”(11)。而《全世界最后一个黑人的死亡》也呈现了帕克斯作品的特点——即文本以主人公的“死亡”为开端,而随着剧情的展开,“死亡”也不断地被重复。
1994年帕克斯创作了《美国戏剧》(The America Play,1994),这是她最具喜剧性的戏剧之一。该剧在纽约莎士比亚艺术节上,由耶鲁话剧团和新观众剧院(Theatre for a New Audience)联袂上映。然而,很多评论家对这部剧作的演出感到失望,认为该剧过于“自我放纵”、“没有凝聚力”,甚至有人认为只是“一个讣告”。(12)《美国戏剧》这部作品很值得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细细研读,其中揭示了很多有关黑人的历史。该剧中所有事实皆表明这位“鲜为人知的人”是在林肯死后出生的,但是,他仍然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替身,而且坚持认为自己本应该出席林肯总统的葬礼。他不仅面貌酷似林肯,而且言行举止也对林肯模仿。从两者的形象上来看,其体现了一种有计划的历史上的倒置。而在舞台上,林肯角色的扮演也同样体现了某种倒置,因为剧中所有演员都是黑人,包括林肯的扮演者。
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剧作家,帕克斯还创作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戏剧,其于1996年创作的《维纳斯》(Venus)使其获得了戏剧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奥比奖。同年,帕克斯的电影剧本《女孩阿六》(Girl 6)由非裔美国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执导,特里萨·兰德尔(Theresa Randle)担任女主角,在当年戛纳电影节被搬上荧屏。
20世纪90年代末,帕克斯开始从事多种艺术创作的冒险。其独幕剧后来作为《红字剧》(The Red Letter Plays,2001)被出版。《在血泊中》(In the Blood,1999)和《去他妈的A》(Fucking A,2000)中的女主人翁与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女主人翁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同名。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中海斯特·白兰被迫刺上鲜红的字母A以示与人通奸,而帕克斯的《在血泊中》的海斯特是个有着5个孩子的贫穷母亲(Hester La Negrita),在《去他妈的A》中的海斯特是位给人私下做流产手术的人(Hester Smith)。
帕克斯的主要代表剧作还有《爱之园的信徒》(Devotees in the Garden of Love,1992)、《强者/弱者》(Topdog/Underdog,2001)和《365日/365剧》(365Days/365Plays,2007)等。她的剧作大都是对美国黑人生活体验的后现代的沉思,作为一位非裔剧作家,种族文化是帕克斯戏剧所体现的最突出的主题。她通过剧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来表达个人的思考和期待,即建立在人的肤色基础上的种族文化及其社会的局限性。
帕克斯独特的创作手法体现了其对文化寻根的热忱,她试图去恢复重现被抹去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她通过反复运用布鲁斯与爵士乐的写作手法以实现剧本复原历史的功能。对于这种形式的审视和运用,帕克斯称之为“反复与修正”,而这一独特的创作手法使得非裔美国历史的文化记忆得以恒久。与此同时,帕克斯口语化的音乐语言也成为了其最显著的艺术贡献。
(二)犹太裔代表剧作家唐纳德·马古利斯
唐纳德·马古利斯(Donald Margulies,1952-)是美国的犹太裔戏剧家,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一样,其作品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犹太家庭和身份问题,特别是犹太民族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创伤之后,精神上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家庭矛盾和冲突,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的精神危机。其在超越生命阶段的同时,独创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主题和任务,例如他早期的作品《找到一粒花生米》(Found A Peanut,1984)便是从他生活的布鲁克林地区汲取灵感,反映孩子和成年人的生活,其之后的作品《洛曼一家的野炊》(The Loman Family Picnic,1989)在结构上有更多改进,并加上了很多正式的元素,其中的人物有的怪异,有的尖锐,有的甚至具有反社会性。(13)
《洛曼一家》(Loman Family,1989)将作者本人在布鲁克林的童年时光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剧情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早期作品中,马古利斯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身在纽约的一些犹太家庭的身份和家庭斗争等问题,其善于利用细节和时间点来表现生命的空洞性,尤其擅长处理个人在遭遇挫败、出现经济问题、发生家庭冲突时的困惑,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真正使马古利斯走入主流戏剧圈的是其作品《无形的风景》(Sight Unseen,1991)。1992年,他凭借着《无形的风景》获得了奥比奖最佳戏剧奖及普利策奖的提名,从此成为戏剧界重量级的人物。这部作品和其在80年代创作的戏剧有些细微的差别:《无形的风景》是以英格兰而不是纽约市为背景;《无形的风景》关注了80年代的艺术繁荣,而不是犹太家庭里的斗争问题。不过,马古利斯早期作品为其创作特色奠定了基础,而在《无形的风景》之后的一些作品只是加强巩固其在戏剧创作中的地位。
1983年,马古利斯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天才儿童》(Gifted Children,1983)在犹太节目剧场上演了。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怀孕的艺术家的故事,她回家时努力缓和她同母亲之间紧张的关系,同时还在矛盾着是否要去堕胎。马古利斯本人承认了这部戏剧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一部还不成熟、歪曲道德感的作品。”(14)尽管这部作品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甚至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马古利斯还是成功地引起了纽约著名制片人约瑟夫·帕普(Joseph Papp)的注意。他随后的一部作品《找到一粒花生米》(Found A Peanut)便是由帕普制作的。
1988年,马古利斯创作了《样板公寓》(The Model Apartment,1988),这部作品表现了大屠杀对幸存者及其后代所造成的永久性的影响,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赞扬。斯蒂芬妮·科恩(Stephanie Coen)也认为:“唐纳德·马古利斯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成功记录了大屠杀对美国犹太人的生活所造成的难以磨灭的阴影”。(15)而真正为马古利斯在戏剧界打下扎实地位基础的是其后来创作的四部作品,分别是《洛曼一家的野炊》(The Loman Family Picnic,1989)、《无形的风景》(Sight Unseen,1991)、《故事选》(Collected Stories,1996)和《与友人共餐》(Dinner with Friends,1998)。
《无形的风景》是马古利斯最为成功的一部,也是受到国际关注最多的一部,曾获得奥比奖。(www.xing528.com)
30多岁的乔纳森是个热爱媒体的成功艺术家,他去英国是为了看望他的前女友帕特丽夏(Patricia),而帕特丽夏已经嫁给了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尼克(Nick)。他和帕特丽夏谈论他俩的过去,帕特丽夏也讲述了自己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这些谈话里隐含着乔纳森因身份的变化,他已经由年轻不起眼的艺术家变为声名远播的艺术家。其他四幕场景则相互交插,从中可以看到乔纳森性格的另一面。两段倒叙部分展现了乔纳森与帕特丽夏俩人的初次见面及分手的场景,这两幕都体现了乔纳森对自己犹太身份的不满以及对性格外向的基督徒帕特丽夏的不满,因为她代表了他身上所缺少的所有事物,最终,两人因为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分手。
和其早期的一些剧作不同的是,这部戏剧没有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而是展现了一位为了资本主义和艺术而想要摆脱家庭价值观和财产的人——乔纳森。他是个彻底失败、孤单的人物,因为他没有真实的自我感觉,他的存在更依赖于艺术带给他的名誉。乔纳森和帕特丽夏初次见面时,他为她画了一幅画,这幅画见证了乔纳森性格的改变。帕特丽夏一直保留着那幅画,而乔纳森则毁坏了他早期的大部分油画,因为这些油画会提醒他:他年轻时只不过是一个小画家而已,摧毁了它们也就意味着他不再想面对过去默默无闻的自己。对帕特丽夏而言,这幅画代表了他们过去的感情,也因此成了她内心情感的一部分,但乔纳森只看到这幅画所带来的物质、职业及媒体层面上的利益。事实上,乔纳森现在只为他的买家绘画,那些买家在还未见到绘画成品时便购买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他的作品尚未完成或形成概念之前便付钱购买了。午夜时分,乔纳森想要偷走那幅油画,却被尼克逮个正着。因为尼克一直苦闷于这幅画对自己的婚姻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觉得自己无法取代乔纳森在妻子心中的地位,因此,尼克决定把这幅画卖给乔纳森。
尽管与帕特丽夏夫妻俩在一起的时光让乔纳森清楚地认识到他个性的改变,但格雷特的采访更加深了他想要继续成为名人的决心,而不是过去那个理想主义者的乔纳森。当格雷特逼问他那幅油画的模特是谁,现如今那位女子在哪的时候,他自称他对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随后,由于不堪格雷特刨根问底的问题,他谴责她为反闪米特人(anti-Semitic),这暗示着他自己拒绝面对他的过去,因为他一直在回避她的问题。按照时间顺序,在戏剧的最后一幕,乔纳森勃然大怒,这意味着他接受了之前所摒弃的犹太身份,而仅仅是因为他发现这可以很好地用来回击格雷特。格雷特显然精心安排策划过,以诱导乔纳森回答问题并最终激怒他。马古利斯的创作技巧正是体现在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都通过他们的交流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当采访结束后,观众们便会去思考谁才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谁。
在马古利斯的所有作品中,这部戏剧是受到最多赞扬的一部。评论家们把它与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背叛》(Betrayal)以及大卫·赫尔(David Hare)的《许多》(Plenty)进行比较,但是一些评论家认为马古利斯为了达到戏剧的讽刺效果而使用的时间上的转换技巧不如前面的两位英国戏剧作家的那么娴熟。(16)但是和他们俩相比,他却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时间的方法,正如一些评论家认为的一样,许多马古利斯的戏剧结构正如一幅拼贴画,他用拼贴的手法反映了乔纳森多面的性格特征。
(三)亚裔代表剧作家黄哲伦和陈恒新
1.黄哲伦
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1957-),美国著名的华裔剧作家,以《蝴蝶君》蜚声海内外,2011年,其又以新剧《中式英语》取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中式英语》获《时代》杂志百老汇十佳舞台剧和音乐剧荣誉。
黄哲伦生于美国加州洛杉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戏剧创作生涯,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他曾经就读于耶鲁大学戏剧系,师从于山姆·谢泼德和玛利亚·艾琳·芙奈。黄哲伦早期的戏剧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华人的身份和归属问题,以及新老移民间的隔阂和沟通。他的第一部剧《刚下船的人》(FOB,1980)被公认为是他的成名作,该剧获得了奥比奖,讲述的是已经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和刚刚上岸的新移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此后,黄哲伦创作了9部长剧、10部短剧和10部英语剧,其中《蝴蝶君》(M.Butterfly)获得了1988年托尼奖的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具特色演员奖。
黄哲伦连续两年被《亚裔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的亚裔人士之一,2005年获选为百老汇托尼奖的提名人。伊迪斯·奥利弗(Edith Oliver)称:“在当今美国戏剧界,黄哲伦是一位最大胆最富于想象力最有才华的剧作家。”(17)
黄哲伦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创作戏剧,在这一阶段他创作了美华三部曲之首的《刚下船的人》(FOB),描写了新到美国的移民FOB(Fresh off the Boat)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ABC(American-Born Chinese)之间的冲突;《舞蹈与铁路》(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以1867年华人铁路工人罢工为题材,成功地运用了京剧的程式化表演和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美华三部曲的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外百老汇最大奖奥比奖。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家庭挚爱》(Family Devotions)曾于1987年12月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过,上海青年话剧团也于1988年初演出过该剧。
黄哲伦最出名的代表作为《蝴蝶君》(M.Butterfly,1988)。《蝴蝶君》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一大颠覆,其颠覆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模式化形象,也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重塑,体现了长期存在于东西方两者间和男女两性间的对抗关系。
在《蝴蝶君》大获成功之后,1997年黄哲伦又以另外一部以家族历史为背景创作的《金童》获得奥比奖,1998年获托尼奖提名。此后,黄的创作还涉及多元文化和人类发展等更为深刻的领域,如其在2000年创作的科幻音乐剧《航海记》(The Voyage)等等。2011年,黄的新作喜剧《中式英语》更是为他赢来了事业的又一巅峰,使其成为百老汇舞台上的一颗耀眼之星。
此外,黄的其他作品还包括独幕剧《寻找华埠》(Trying to Find Chinatown,1992)和《当乌鸦飞过时》(As the Crow Flies,1986),音乐剧《屋顶上的一千架飞机》(1000 Airplanes on the Roof,1989),以及为百老汇音乐剧编写的剧本《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银河》(The Silver River)和《阿依达》(Aida)。
《蝴蝶君》是根据一篇真实报道创作出来的。一位法国的外交官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个中国的京剧旦角,他们之间维持了二十年的情人关系,直到最后这位法国外交官才发现他的中国情人不仅是一名男性,而且是一位间谍。从《蝴蝶君》这一剧的名称中可以看出,黄哲伦是要写出一部“伟大的《蝴蝶夫人》似的悲剧来”,或者说,他是要解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颠倒《蝴蝶夫人》一剧中所隐含的东西方的权力关系。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是一部有关失败的异国婚姻的故事。在《蝴蝶夫人》中,平克顿,这位美国军官来到日本,和一位名叫巧巧桑,又名蝴蝶夫人的艺伎结婚。平克顿在蝴蝶夫人怀孕时离去,但他许诺会在知更鸟下次筑巢时回来。蝴蝶夫人忠诚地等了三年,拒绝了富有的日本男子的求婚,但是,当平克顿回来的时候,他的身边却多了一位白人妻子。他让他的白人妻子前去要回他和蝴蝶夫人所生的孩子,得知这一切之后,蝴蝶夫人绝望地自杀了。
黄哲伦在他的《蝴蝶君》一剧中,巧妙地把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一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写进了外交官和中国京剧名伶的爱情故事中。在该剧中,加利马尔深深地爱着像蝴蝶夫人一般的东方女子,所以,当他第一次看到由宋丽玲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时,他发现了自己魂牵梦系的东方女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形象,“她”令加利马尔神魂颠倒。加利马尔在西方观看《蝴蝶夫人》时从未被感动过,因为蝴蝶夫人的扮演者往往是体格硕大的西方女子,一点也没有用自己娇小的生命向西方男子忠诚献祭的姿态。加利马尔被宋丽玲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深深地迷住了,以至于无法看清眼前的真相。当宋丽玲在第三幕脱下自己的衣服,露出他的男性特征时,加利马尔的蝴蝶夫人的幻想无情地被击碎。于是,他选择了幻想,把自己装扮成蝴蝶夫人的模样,最终选择了自杀。
黄哲伦颠覆了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发出了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他者的声音,试图打破西方白人男子脑海中关于东方女子等同于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在《蝴蝶君》一剧中,黄哲伦用京剧旦角宋丽玲来扮演加利马尔幻想中的蝴蝶夫人。宋丽玲充分利用了西方殖民者脑海中对蝴蝶夫人的刻板印象和性幻想,装扮成加利马尔所期待的东方女子,一步步地使加利马尔陷入了这美丽的陷阱。在第一次见面后,宋丽玲有目的地让加利马尔感觉到她对西方男子的恐惧和害怕,加利马尔一方面拼命地压抑着自己,不去看望宋丽玲,另一方面疯狂地工作。宋丽玲知道加利马尔对她所扮演的蝴蝶夫人有着某种幻想,于是写了几封信给加利马尔,加利马尔更加相信宋丽玲无可抗拒地爱上了他。他将宋丽玲想象成他的蝴蝶夫人,从她那里他可以感受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力量。加利马尔的妻子比他年长,他无法从他的妻子和他的西方情人那里感受到这一切。他想象着宋丽玲一定会像蝴蝶夫人一样为他的不忠而暗自流泪。所以,当宋丽玲在第三幕脱下衣衫,还给加利马尔一个真实的自我时,加利马尔无法接受他所钟爱的蝴蝶夫人竟然是一个男人的事实,他对蝴蝶夫人的幻想在宋丽玲脱下衣衫的那一刻被粉碎殆尽。
《蝴蝶君》的成功之处除了在于打破了西方传统对于东方的刻板印象之外,还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京剧的引入,中国京剧的音乐、服装及别具特色的敲打伴奏方式等都给西方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蝴蝶君》的第一幕第一场的舞台提示,宋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穿着中国传统服装,表演着传统的京剧舞蹈,伴奏音乐是很有京剧特色的咔哒敲打。中国京剧的引入是该剧吸引西方观众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对于中国京剧内涵的理解和传达还存在很多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中式英语》于2011年大获成功,该剧获《时代》杂志百老汇十佳舞台剧和音乐剧。其首先于2011年6月在芝加哥的古德曼剧场上演,票房创造了该剧场80多年来的历史新高。随后,又于同年10月打进百老汇,成为百老汇舞台上首次出现中文对白的作品,其错误百出的翻译,蹩脚的“中式英语”,在引起观众层层笑声的同时,也引发观众对于中西方文化间隔阂差异的反思。
《中式英语》全剧只有两幕,但却有300多个笑点,笑点多源自中英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该剧不是发生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大城市,而是相对而言比较偏僻的贵阳。一个想到中国掘金的美国商人丹尼尔来到中国贵阳推销他的家族生意——招牌制作。丹尼尔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小城克利夫兰,他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却有着典型美国人的冒险精神。他为了拯救家族的生意,不远千里地跑到中国,专门聘请了来自英国的中国通彼得作为其生意顾问。彼得是在中国混了20年的中国通,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于中国人的为人处世、风俗习惯等很是了解。丹尼尔得知贵阳市打算建一座世界级的艺术中心,而这样的艺术中心一定需要中英文的指示招牌,在彼得的安排下,丹尼尔得以与贵阳文化局局长蔡国亮和副局长席言见面,试图推销自己的生意,却因此卷入了与副局长席言的一场“别有用意”的爱恋和中国官员背后的关系运作中。
剧作中有多处蹩脚的中英文翻译,如财务处处长被翻译成“Financial Affairs Is Everywhere Long”(18),干货计价处被翻译成“Fuck the Certain Price of Goods”(19),伤残人士洗手间则被译成“Deformed Man’s Toilet”(20),英文“Cleveland isn’t exactly a farming”被译成“他说那边的土地早就荒芜了”(21),“All our operations”即“公司的运作”被译成“他也是个外科医生”(22),诸如此类的翻译比比皆是,令人啼笑皆非。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早已不是新鲜事,这其中也包括美国人,但中美之间语言文化认知等等方面的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间沟通的障碍,“中式英语”反映了当今中美两国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但也提出了两国间进一步交流的困难性和艰巨性。黄哲伦在提到该剧的创作中说道“中美两国间正处在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两国间对彼此都深感兴趣,却知之甚少。在过去的五六年中,我多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式英语》的灵感也由此而生。我在参观一座新建的艺术中心时,其他的设施等等都是一流的,唯有指示牌上的中英文翻译很是可笑,我也因此有了创作此部剧作的打算。”(23)
《中式英语》是黄哲伦的一次大胆尝试,百老汇舞台上大量中文对白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方观众对中国的了解。尽管剧作的蹩脚翻译有故意夸张的嫌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黄哲伦大胆地将中国社会背后的某些现象搬上舞台,也是在向西方社会更深一步地介绍中国,反映了中西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迫切的交流和沟通需求。
2.陈泽桓
陈泽桓(Marty Chan)是当代加拿大华裔剧作家,他的成名剧作《妈,爸,我和白人女孩同居了》(Mom,Dad,I’m Living with a White Girl,1995),以自己和白人太太米歇尔的婚恋为蓝本,诙谐地表现了华裔青年的文化失重感。该剧一举夺得1998/1999年度的伊丽莎白·斯特林·海恩斯最佳新作奖(Sterling Award for Best New Play)和1999年哈佛大学授予的亚当斯华人戏剧协会奖(A.C.T.Award)。而他的另一部剧作《禁山之凰》(The Forbidden Phoenix)于2010年在温哥华隆重上演。该剧讲述的是美猴王拯救被铁笼禁锢的凤凰女的寓言故事,生动反映了华人开拓加拿大的历史,和黄哲伦作品有所相似的是,该剧中也加入了不少京剧的元素,故事也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
陈泽桓,祖籍广东,出生于加拿大西部阿尔伯达省的一个草原小镇。自小酷爱舞文弄墨、编校报,特别喜欢讲故事的游戏。在阿尔伯达大学读工程系时,他因学分太低而不得不退学,他当了一年的家具搬运工和餐馆招待后,从头学习阿尔伯达大学英语系的课程,成绩直线上升,顺利拿到了主修英语、副修戏剧的学士学位。之后的十年间,他创作的戏剧、广播小品、短篇故事和小说,不断获得好评,他本人也获得了加拿大戏剧和广播电视领域的大大小小20个奖项。
《妈,爸,我和白人女孩同居了》一剧的男主人公加拿大华裔青年马克与白人女友莎莉同居了,但他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保守的父母。莎莉不能理解马克的做法,认为他向父母隐瞒他俩的关系表明他对这场恋爱的态度不够认真。然而,当马克的陈旧观念的父母知道了儿子与白人女孩未婚同居的真相后,非常气愤,两种文化造成的婚恋观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至于父子关系几近破裂。生存于两种文化夹缝之中的马克必须在父母和莎莉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做出选择。该剧的主要情节——马克的“现实生活”,与次要情节——一出虚拟的间谍剧交织在一起,互相衬托。(24)每个演员都扮演两种角色,在间谍剧中,扮演马克的演员同时也扮演一名中国间谍,代号是“香蕉”;扮演莎莉的演员同时也扮演代表西方的“雪公主”;扮演马克母亲的演员也扮演外号为“黄爪”的中国军阀;而扮演马克父亲的演员则扮演“黄爪”的心腹。
陈泽桓的这部间谍剧与美国漫画书《黄爪》颇为相像,然而,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著的。在间谍剧中,冲突的双方主要是“黄爪”和“香蕉”,冲突的缘由也与政治无关,与漫画故事中智勇双全的强势西方男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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