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才中的凤凰”——洛卜·德·维加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戏剧的骄傲当推洛卜·德·维加。他一生著述等身,据说写过1500多个剧本,仅存留下来的就有747部,此外他还写过十四行诗、小说、颂歌、挽歌等各种题材的作品。
作为西班牙人文主义戏剧的集大成者,维加站在时代的高度,反对模仿古典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每逢编写喜剧,就把编剧的法则重重封锁起来,把书房里的泰伦提乌斯和普劳图斯全搬开。”(3)在1609年撰写的《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一文中,他对人文主义戏剧的创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和见解,主张戏剧创作要符合观众的趣味和要求,符合观众的审美需要,在戏剧形式上,突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确立的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时间、地点、事件一致)的限制,打破悲剧和戏剧的严格界限,将悲剧和喜剧杂糅在一起,“让高贵严肃的正人君子和卑微可笑的市井小人同台亮相”(4),戏剧语言必须符合戏剧情节、环境、人物身份的要求,台词接近民间口语,富有民族特色和民间性。他的剧本一般分为三幕,按照剧情展开、矛盾激化和出人意料的结局的模式安排全剧,其中穿插歌曲舞蹈。在这些戏剧创作理论的指导下,维加笔耕不辍,创作了政治剧、宗教剧、爱情家庭剧、历史剧、田园剧等。剧本题材涵盖社会、政治、道德、宗教各个领域,充分展现了16到17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历史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些繁多的戏剧题材中,维加尤其钟爱两类剧种:一是反映社会重大政治问题的历史剧。历史剧大多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编年史、英雄史诗等,通过描写王权,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和反抗,寄托维加本人对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二是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反观社会世态人情和阴谋诡计的“袍剑剧”(5)。这类作品主要赞颂青年男女为追求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生活与封建势力和传统的伦理道德做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正是凭借着这两类戏剧形式,维加将历史和传统题材经过艺术加工和升华,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他的剧作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也无可厚非。维加的表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统一的《羊泉村》(Fuenteovejuna,1609-1613)最受人们追捧,也代表了维加的最高艺术成就。该剧刻画了西班牙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鲜明地将新旧势力的抗衡与斗争以及人性的“善”与“恶”置于戏剧舞台之上,通过悲喜剧的融合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体验。
除《羊泉村》之外,维加还创作了《马德里的矿泉水》(Cuatro Soliloquios,1612)、《园丁之犬》(The Dog in the Manger,1615)、《塞维利亚之星》(La Estrella de Sevilla,1634)等优秀剧作。这些作品植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的“美丑善恶”,展现人性的真实,鲜明刻画出民众的凄苦,歌颂美好爱情。剧本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和鲜明的艺术性。维加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中的凤凰”、“西班牙的民族戏剧之父”。
(二)“被遮蔽的声音”——塞万提斯
西班牙民间流行着一句谚语:即使我们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仍有《堂吉诃德》(Don Quixote,1605-1615)。同蜚声世界文坛的小说《堂吉诃德》相比,塞万提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的名声略逊一筹,以致渐渐被人们忽视。实际上,塞万提斯本人对戏剧十分推崇。早在孩童时期,他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他经常去看鲁达的巡回剧团演出。在塞维利亚上学时,受到老师的影响,他尝试戏剧创作。塞万提斯是以诗歌开启文学生涯的,但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迫使他转向了戏剧创作,以获取较高的生活收入。30岁时,他遇到了人生的贵人——克鲁斯剧院(狮子剧场)的创建者。在他的支持下,塞万提斯创作了《康士但丁堡的交易》和《糊涂女人》两个剧本。随后几年,他写了二三十个剧本。他本人对自己的戏剧作品很满意,曾在《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集》(Ocho Comedias y Ocho Entremeses Nunca Representados,1615)序言中坦言:“我写了二三十个剧本,却从未在舞台上丢人现眼,也没有人对它们喝倒彩、扔垃圾……后来我诸事缠身,不得不离开戏剧。”(6)这其中的代表作是喜剧《阿尔及尔的交易》(El Trato de Argel,1580)和悲剧《努曼西亚》(La Numancia,1584)。
塞万提斯(1547-1616)
《阿尔及尔的交易》的故事取材于塞万提斯本人的囚徒生活经历,描绘了剧作家本人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痛。剧中的俘虏萨阿维德拉被看做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化身,因此本剧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剧本讲述了西班牙囚徒奥雷利奥深爱着的姑娘西尔维娅不幸沦为奴隶,被卖到叛徒依素甫家里服役。奴隶主依素甫爱上了西尔维娅,巧合的是女主人爱上了奥雷利奥。两个主人分别爱上了对方的奴仆,并让自己的仆人去劝说对方的仆人接受自己,而两个仆人恰巧是一对恋人。戏剧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有情人终成眷属。该剧将囚徒题材写入剧本,把爱情纠葛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好地将自己的个人遭遇融入到戏剧创作中,对当时和后来的剧作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维加的《阿尔及尔的奴隶们》有不少细节模仿了该剧中的写作方式。同时该剧对后来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剧中萨阿维德拉对正义的高声呼唤和堂吉诃德关于“自由高于一切”的高论颇为相似。
塞万提斯与维加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他的戏剧主张与维加截然不同。在塞万提斯看来,“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风俗的榜样、真理的造像”,“戏剧的原则是摹仿”。(7)戏剧的剧情发展要遵守时间地域的限制,戏剧的人物按照类型化原则进行塑造,反对“描摹老年人勇猛、小伙子懦弱、仆人满口掉文、小僮儿满腹智谋、国王像脚夫、公主像灶下婢”。(8)戏剧应该具有娱乐性和教育功能。
因此,塞万提斯在戏剧主张上与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戏剧原则更为接近。尽管这些主张未能像维加一样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塞万提斯“对当时西班牙剧坛恶浊风气的抨击、对戏剧真实性原则的重视、对戏剧艺术规律的严谨要求以及对戏剧审美功能及社会功用的高度肯定等,无疑都是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的”。(9)
《堂吉诃德》的非凡艺术成就遮蔽了塞万提斯作为戏剧家所取得的成就。他的戏剧理论为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就像他本人所言,他的戏剧“从未在舞台上丢人现眼”。时过境迁,但我们今天重新品读塞万提斯的戏剧时,仍然从中能够感受到那个风波诡谲的时代风云、形形色色的人物、感人肺腑的故事,获得前所未有的艺术感悟和人生体验。
(三)“不落的太阳”——莎士比亚
当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大陆悄然落下帷幕时,英国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新兴资产阶级毅然接过人文主义的大旗,英国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尽管英国文艺复兴起步较晚,但是后来居上,孕育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文化艺术巨匠,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历经时代打磨仍然光芒四射的世界级大文豪——莎士比亚。
对于中国读者和观众而言,莎士比亚可谓是最熟悉的英国作家,他也是最早被引介到中国的英国作家。五四运动以后,莎士比亚戏剧被陆续翻译成白话文和剧本,其中包括田汉译的《哈姆雷特》(Hamlet,1601)、《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1594),朱生豪译文的莎剧31种等。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已尽数被翻译过来,每个剧目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莎士比亚戏剧也相继被搬到了中国的戏剧舞台。中国观众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曹禺先生在1984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刊《莎士比亚研究》的发刊词中曾经概括莎士比亚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人巨人们教会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10)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外国作家为何在中国受到如此的推崇,莎士比亚戏剧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艾汶河畔的一个美丽小镇斯特拉福(Stratford)。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是当地的皮手套工匠,还经营杂货生意,担任过民政官和镇长等公职。作为家中的长子,莎士比亚童年时就读于当地的文法学校。13岁那年父亲生意破产,迫使莎士比亚不得不中途辍学,做了学校的助理教师。1582年,年仅18岁的他娶了比自己大8岁的邻村农户的女儿为妻,并很快有了孩子。而此时的家境每况愈下,父亲被投入监狱,自己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为了求生存,他来到伦敦谋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车夫到喜剧演员,从一个被“大学才子”之一的罗伯特·格林讽刺为“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到成为“环球剧院”的股东,莎士比亚一步步走向了戏剧创作的高峰。1613年,功成名就的莎士比亚返回家乡,1616年4月23日病逝,死后葬于“三一”教堂。
莎士比亚在其二十多年创作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154首十四行诗,37部剧本和两首长诗。而他的突出成就主要集中在戏剧创作上。今天人们一般按照时间和戏剧类型把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509~1600),这一时期是伊丽莎白统治的盛世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人们对女王、民族和未来充满信心。所以莎士比亚主要创作历史剧反映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歌颂开明君主的功德,谴责昏庸暴君的恶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创作喜剧歌颂青年男女为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阻扰,反对禁欲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洋溢着人文主义者乐观、激情、进取的人生愿望和社会理想。《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1595)、《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1599)、《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1600)、《亨利四世》(Henry IV,1597)、《亨利五世》(Henry V,1598)、《查理二世》(Richard II,1595)等都是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力作。(www.xing528.com)
第二阶段(1601~1607),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主要写的是悲剧。伊丽莎白的去世,王权由盛变衰,詹姆士一世的专制统治激化了王权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各种社会矛盾丛生。莎士比亚通过悲剧表现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用沉郁、悲愤的语调感叹理想在冲突中幻灭。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Othello,1604)、《李尔王》(King Lear,1605)、《麦克白》(Macbeth,1605)就诞生在这一时期。
第三阶段(1608~1612),此时莎士比亚步入晚年,人生经历和感悟增多,使他在创作中更愿意把理想寄托在幻想的乌托邦世界。作品中渗透着宽恕和和解的主题,笼罩着宗教神秘色彩的面纱。他的创作也转向了悲喜剧和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1611)、《亨利八世》(Henry VIII,1612)等写于这一时期。
本·琼森盛赞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他非凡的戏剧成就开创了西方戏剧发展的新纪元,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无论哪个时代的人重新去读莎翁的著作,都能从中吸纳有益的养料。正如莎翁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我们静思研读,不断品评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传奇剧、历史剧的时候,总会有新的思想火花迸发和闪现。
1.喜剧:《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的喜剧充满诗情画意,具有强烈的浪漫抒情色彩,同时不乏强烈的社会讽刺意义。剧情跌宕起伏,语言诙谐生动、充满诗意。尽管早期的戏剧主要是学习模仿和试验各种戏剧技巧,与后期的悲剧作品相比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但是仍然浸透着剧作家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喜剧成就赞赏很高:“单是《风流的娘们儿》第一幕就包含着比全部的德国文学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兰斯和他的狗克莱伯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起来更具有价值。”(11)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有争议的一部喜剧。剧本描写了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巴萨尼奥娶到年轻貌美的鲍西亚,向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协议,如果不能按时还款,夏洛克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任何一部位割下一磅肉。故事围绕着“割肉”纷争的主线展开,讲述了安东尼奥珍视友情,面对夏洛克持刀相向毫无惧色。而精通法律、学识渊博的鲍西亚最终女扮男装挫败了夏洛克的无理要求,全局以皆大欢喜的场面收场。推动剧情发展的另一条主线是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与罗兰佐的私奔,与该条主线相互陪衬与烘托。杰西卡不顾一切,抛开种族、信仰、名利、地位的悬殊与差别,毅然决然与自己心爱的人私奔,用行动挑战旧的婚姻观和价值观,给那些徘徊在爱情线上,总是犹豫不决、思前想后的人提出警示。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爱情是不掺杂质的,他们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为现代人树立了榜样。
而纵观全剧,夏洛克始终是该剧的焦点人物,他的存在推动戏剧的发展高潮迭起。评论界也一直把他作为言说不尽的“话题”。一直以来,大家对夏洛克的看法主要是围绕着他的身份展开。一是作为高利贷者的夏洛克,他吝啬、凶狠、狡诈、视钱财如生命,通过高利贷坐收渔翁之利,心胸狭隘、自私自利、对安东尼奥的慷慨仗义、借钱不收取他人利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用卑劣的手段置安东尼奥于死地。作为父亲的他冷酷无情,对女儿私奔带走了他的钱财愤恨不已,诅咒她快点死掉。从这个角度审视夏洛克作为高利贷者的形象,他确实应该受到批判与谴责。另有观点正好相反,把他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看待,认为夏洛克的复仇动机自有理由。他长期遭受基督教徒的压迫和歧视,因此他向安东尼奥复仇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作为长期被迫害的对象,他是值得同情的。
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夏洛克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性的人。他的行为是受他的身份支配,但是他又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的。为什么他会从事高利贷行业,难道是他自己情愿的选择?为什么作为犹太人就不能和基督教徒一样享受一样的待遇?社会对待个人公平吗?如果不公平,个人做出反叛岂不是可以原谅的吗?这些疑问评论界未给出答案,我们只能揣测,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待局内人的遭遇。我们也无法谴责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年代,因为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个体和社会大众的矛盾存在。夏洛克作为戏剧中的人物,展示了多面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作为观众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反思一下,可能每个人都是“夏洛克”,继续承受着社会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又出于遵守所谓的社会准则、条例而不能违背。不管怎样,夏洛克这样一个独特人物形象留给了读者和观众无限的反思空间和发掘深度。
2.悲剧:《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对自己的戏剧评价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12)正是基于这样的戏剧理念,他的悲剧探测人性的黑暗面,揭示人的生存、斗争、毁灭,从一个侧面对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做出了高度概括。加上剧作家本人娴熟的戏剧技巧,使得莎士比亚悲剧成为戏剧史上的丰碑,令后人膜拜。
《哈姆雷特》是莎翁悲剧的典范之作。故事取材于丹麦古老的传说,全剧围绕着“复仇”主题,以哈姆雷特为父报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替父报仇为副线展开。三人复仇动机和态度各不相同,造成的结局和命运也不同。哈姆雷特为了匡扶正义,担当起“扭转乾坤”的重任,在复仇时一再拖延,结果贻误时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雷欧提斯出于为“人子”的道义责任,但是性格暴躁、头脑简单的他轻而易举地被克劳迪斯变成了对付哈姆雷特的工具。相比前两位,福丁布拉斯在复仇中善于把握时机,当他的力量不够强大时,他许诺不攻打丹麦。一旦时机成熟,他出现在“舞台”中心,曾经失去的国土包括丹麦的王位呈送在眼前,曾经的杀父仇人也早已命丧黄泉,而他并未付出生命的代价。孰对孰错,很难做出评论。但是透过主人公之间的对比,莎士比亚更能将剧作的主题进行全面的诠释,更深刻地刻画哈姆雷特的个性特征。
该剧自诞生以来,便备受评论界、专家、学者、导演和演员的青睐。他们不断塑造和改变哈姆雷特在读者、观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对于哈姆雷特争论最多的主要是围绕他沉思多虑的性格。作为从小生活在国王庇护下的皇室宠儿,他优雅高贵,自小便被赋予担当国家未来主人的责任。他眼中的世界是经过王公大臣们美化和粉饰的,对理想国王的原型就是他的父亲。大学求学使他接触到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他的视野变得开阔,理想更加高远。但是当不幸突然降临,打击接踵而至,他原有的价值体系被突然摧毁,原先所有美好的人和事物变得丑陋无比。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能沉思。他行动上一再延宕复仇计划是由于他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慢慢超越个人的恩怨得失,看到了社会的罪恶和不公正。从长远的角度看,作为富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先进分子,他关心人类疾苦、社会的长治久安;从个人的行动计划而言,他必须通过复仇雪耻。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只能按照事态的发展一步步走向复仇计划的终点。有些人认为,作为复仇者的哈姆雷特缺少“血气方刚”的勇猛和果断,实际上这正与他温文尔雅的人文主义者的身份相符合。
无数的作家、学者对哈姆雷特的个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明观念。别林斯基在评论中说:“从天性上说,哈姆雷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精力充沛、灵魂伟大,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有力的,因为一个精神强大的人,即使跌倒,也比一个精神软弱的人奋起的时候高明。”(13)而歌德对哈姆雷特的评价是:
这位娇嫩的王家的花朵,出身高贵,直接受到王室雍容华贵气氛的影响。严正的道德观念和王子崇高地位的观念,善良庄严的感情和高贵出身的意识,在他的性格中同时展现出来。他是王子,天生是位王子,而他希望治理他的国家,只是为了让好人各得其所,不受任何阻碍。他外貌悦人、天生文雅、心地谦和,他生来就是青年的表率和人间欢乐的化身。(14)
雨果盛赞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但又要比我们伟大。他是一个巨人,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哈姆雷特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大家。哈姆雷特不是某一人,而是人。”(15)
纵观莎翁的喜剧和悲剧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浸透着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喜剧情节生动丰富、形式多样,人物个性鲜明、富有生活气息、彰显时代精神。恩格斯对莎翁喜剧的评价是:“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伐尔,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他所描写的‘快乐的英国’。”(16)戏剧人物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之后总能化险为夷,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寻到理想的友谊和爱情。作品总是在轻松欢快的调子中达到对正确事物的肯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莎翁的悲剧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时代内涵,以精湛的艺术手法表现主人公理想幻灭的过程。从哈姆雷特到李尔王,从奥赛罗到麦克白,我们看到一个个善良淳朴、嫉恶如仇的人文主义“英雄”因为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倒在血泊当中,完成了生命的升华。其中莎翁着力营造声势浩大的舞台场面凸显斗争双方的尖锐矛盾,通过多种修辞手法构筑变化多样的词语,使得人物对话的象征意义丰富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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