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心物共感的这种文化精神所赖以产生的心态,是一种农业文化心态。只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人才能对自然的生命节律有如此亲切的认同感。中国远古的内陆农业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年成收获的好坏,以大自然是否风调雨顺为决定因素。而华夏民族生存的中原一带,又以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便利的水利和富饶的自然资源,而优于其他文明发源地。据史学家考证,中国早在一万年前左右已进入以谷物生产为主要标志的农业文明期,而谷物的生产,依人类学家所言,乃人类自掌握用火以后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距今一万年左右),发现了加工谷物的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等。在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七八千年),发现了农业定居的主要实物证据:房基、灰坑、陶窑,还有耕作、收割的工具,如石斧、石铲、石镰,以及粮食加工工具,如石磨盘和石磨棒等。(29)与此相比,以巴尔干半岛、爱琴海为生态基础的古希腊文明,由于土地瘠薄、资源贫乏、气候恶劣,在对外界不断夺取与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人对大自然占有、奴役与征服的态度。中国古代先民则不同,中国的古代先民以农为本,以土地和谷物为神。中国的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是“神农氏”,他所领导的部落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发明了农业、医药、陶器,因此他又被称为发明农业的始祖。他的后裔中,有一支是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蔬菜,被后人尊为稷神,即谷物神;另一支共工氏,其子后土,善治理洪水,被后人尊为社神,即土地神。此后,社、稷就成为农业社会的最高神祇。在长期农耕生产的过程中,在遵守一定的节气,留心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种种活动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大自然生命相依存的心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节奏完全依自然节奏运行,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正是这种生活节奏的明证。外部自然世界的风云变幻、花开花落、鱼跃鸢飞、日月交替,均能引起先民的生命共感。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实乃这种生命共感的最好说明。据三国吴人陆玑统计,《诗经》中写到的草木有八十余种,鸟兽有三十余种,虫鱼有三十种。据今人统计,毛公所标明的《诗经》“兴”诗,共三百八十九种意象,取材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有三百四十九种。(30)这一现象,与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塞》中所叙述的海上征战、掠夺,社会人事冲突、斗争,显然存在着心态上的不同。李泽厚、刘纲纪在谈到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时说:“人所欣赏的自然,并不是同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同人的精神生活、人的内在情感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这决不是出于古人的简单无知,而是人类对自然审美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对自然与人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的对应关系的发现。”(31)
人对自然界的向往,人心与大自然的亲近,心与物之间由感应而认同的心态,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文精神乃至中国意境理论产生的根本基因。(www.xing528.com)
“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知之人在与山水同乐之中发现了自己,开发了自己,寻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淮南子·泰族训》有一段话将人的精神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讲得更加明白:“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见炤炤乎?从冥冥见炤炤,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之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32)人一步步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解放出来,人心一步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精神的无限自由。这种心态正是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农业文明赋予我们的祖先的特殊心理气质和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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