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人文精神：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一、西方的人文精神——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所谓人文精神，即与宗教精神、自然科学精神相对而言，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一种知识意向、价值意向。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观念，因而也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以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为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动力。(www.xing528.com)

在《圣经》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初是和谐而亲近的：“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即亚当）安置在那里。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亚当）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上帝把他所造的野地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亚当）面前，看他叫（它们）什么。那人（亚当）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都起了名字。”⁽⁶⁾不幸的是，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生长了智慧，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从此，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被撕破了——文化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界，成为与自然相对立的存在。西方的人文思想、人道主义也就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上形成的。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自然界变成了人的奴仆。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一则载：“天和地被创造了，大海涨落于两岸之间。鱼在水里面嬉游，飞鸟在空中歌唱。大地上拥挤着动物，但还没有有灵魂的、可以支配周围世界的生物。”⁽⁷⁾于是，普罗米修斯降临了，他用泥土，和着水，按照神的样子捏塑成人形，并从各种动物的心里摄取善与恶，置入人的胸膛里。依古希腊人的观念，人是作为世界的支配者被创造出来的。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他的《安提戈涅》一书中说：“自然界之中有许多奇异的力量，可是没有比人更强大的。”普罗塔格拉在西方文化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1765年《百科全书》第八卷中曾对“人”做了这样的解释：“人：一种有感觉的、能思考的、有思维的生物，他自由地漫步于地球之上，似乎是一切其他动物的首领并统治着他们。”牛津大学学者布洛克认为，“人文主义传统的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⁸⁾克莱夫·贝尔说：“如果人们突然之间认识到在古代世界人曾经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今天的新世界里，人们也能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他们意识到人的理性才是真理的唯一鉴定者，人的意志能够制定并废除法律和惯例，能够把似乎是命定的宇宙秩序改变，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我还要问，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明白了人是万物的主宰和尺度，因而如醉如狂，当他们看到自己民族中那些创造美、驱散愚昧、流露力量而且连生活条件本身都改造得更加丰富的杰出的典范人物时，几乎把他们当神崇拜，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⁹⁾

由此，人对自然的掠夺性占有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倡导科学和发展技术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类更大的幸福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最典型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