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选择与当代传媒体系的关系

三、价值选择与当代传媒体系的关系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环境、地域环境以及所接收到的信息(也称之为媒体环境)密切相关。从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到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每一时代传播技术的变革都影响着媒介格局的变迁,同时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发展。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的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

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媒介环境”代替了“实在环境”,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地域的分割和历史的传承关系,人们对于文化的接受取决于传媒,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传媒重新格式化(麦克卢汉称“部落化”)了这个世界。“媒介环境”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信息技术已经全方位地影响着甚至在改变着传统的大众传播手段、方式和结构。以音乐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媒的变革、传播观念的改变对于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同出生成长年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普遍对传统戏剧有深厚的感情,五六十年代的人对于广播中播出的革命歌曲、民族歌曲更有兴趣,六七十年代的人兴趣点又普遍转向了港台流行歌曲,七八十年代的人习惯于从电视上播出的各种晚会、音乐电视中获得对于音乐的认识。这虽是大概的一种划分,但我们看到,人们更多因为年龄形成不同的兴趣群,呈现垂直分布的趋势,构成鲜明的“代际”特点。人类的传播手段、方式、管道都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电视不能孤立研究,从传媒的系统来看,电视处于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像、互联网共生的系统中,它们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生态关系的格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出现有一个先后的关系,但是之后就处在一个共生的环境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每一种新的媒介的出现,都会对当前的生态格局产生激烈的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电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观众,但因为中国农村观众群体的广泛性,目前电视仍然处于强势媒体的地位。从电视自身的格局来看,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每一种新技术的突破也都会对电视自身的格局产生很大的冲击,另外,广播电视改革的深化,媒介产业化的发展,广播电视集团的发展,也不断调整着电视自身的结构体系。各种媒体间的激烈竞争使传播形态产生大裂变。媒介的网络化、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的全球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媒介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以下我们通过简单回顾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考察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变化如何影响电视传播的内容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轨迹：

中国的电视事业起步较晚,从1958年至今不过短短的40多年,其间,“十年内乱”使其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大好时机,电视的实质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电视以其视听兼备的优势成为当前传播的强势媒体,电视频道的增加,省市台电视的上星,与广播、互联网、音像市场之间的竞争,不断改变的媒介生态也影响着观众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生成,文化生态仍然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纵观这几十年电视文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电视文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文艺观念的发展变化,从受制于政治观念,单方面强调喉舌功能,到逐渐被市场观念所左右,以收视率论成败。传播价值观念经历了从政治传播价值观到经济传播价值观的变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转到文化传播价值观上来,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传播价值观系统。^[51](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电视“走自己的路”的年代, 80年代我国电视节目形态以新闻、电视专题、电视晚会和电视剧为主,具有明显的电影模仿痕迹,新闻几乎是会议新闻一统天下,电视专题往往主题先行,电视晚会和电视剧等娱乐性较强的节目类型也成为宣传“主旋律”的另一种方式,传媒角色可以简单地定位为“喉舌”,传媒传播信息、服务受众等社会角色成为其附属。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电视向世界学习的年代,有学者评价说,“电视在90年代的成长速度超过了以往的30年”。^[52]这一时期,不但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节目类型,而且原有的节目形式也随着电视观念的演变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大众传媒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喉舌”和“宣传者”,而是“同时兼具舆论监督者、平民代言人、公德引导者、新型教育者、娱乐弄潮儿和情感沟通者等多种社会角色”^[53]。传媒社会角色的多样与丰富,一方面突破了传媒传播内容的局限,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可以成为报道对象,受众根据个人喜好各取所需；“另一方面与传播内容相适应的新兴传播方式也层出不穷,从宣传到报道、从谆谆教诲到娓娓道来,从正襟危坐到轻松谈笑,大众传媒高高在上的仰视地位逐渐转向平和、平等、亲切、自然。传媒角色转变体现出的正是以传播体制为现实基础的传播观念之演革。”^[54]

西方文化东渐,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危机……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在强烈的冲击中快速前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社会的开放性成为突出的社会特征,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在变革中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这种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价值观念反思,社会心态变更等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现,作为社会表达载体的大众传媒成为社会思潮嬗变的记录者,而大众传媒角色变迁也因而烙上了社会思潮嬗变的种种印记。同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媒介行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是重要趋势。媒介全球化一方面造成国际媒介集团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大规模地跨国性聚集和流动,另一方面造成各种文化和新闻、信息、娱乐等媒介产品跨国性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供应链日趋全球化,跨国贸易迅速扩大。当代电视的发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影响着信息的流动,使得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

电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处于不断的文化选择的过程之中。电视的文化选择,是在某一社会中电视媒体及电视人在一定环境下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电视文化及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运作模式、节目形态、制作技巧等方面进行的取舍。其过程包含着对现有电视文化、外来电视文化现状及广大观众需求的全面认识、比较与鉴别。其目标是产生过去不曾有的新的电视文化结构。其重要意义是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的适应和对电视观众的满足。^[55]

电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它具体体现在关于电视媒体的宏观政策法规的调整、制定上,电视节目价值取向的引导上,电视节目播出内容的要求上,电视节目成品的审查播出上,以及节目的评奖标准、电视节目的文化批评、电视文化的交流与创新等方面。从选择行为的主、客体关系上看,电视媒体及电视人是电视文化选择的主体。面对的选择客体是具有不同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需要,以及本国和外国电视的不同内容、不同形态、不同模式、不同技巧的各类节目。经过主、客体双向的互动作用,推动着选择行为的完成。^[56]

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 DeFleur and Ball—Rokeach)认为：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57]这里的资源是指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因其对社会有益、为人类所需,被人们视为当代社会的第一战略资源。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一文中特别对这一点作了阐述,他认为媒介系统是大规模生产和创造信息、处理和加工信息、传播和销售信息的专门组织或职业机构,也被人们看作未来社会发展中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决定了媒介系统必然要在现代社会所有个人、群体或系统的组织中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信息资源也必然成为人们在日益复杂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认识环境、理解社会、规划人生、采取行动所不可或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产品。“因此,无论是从全球竞争、可持续发展考虑,从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考虑,还是从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我们都应充分认识媒介生态资源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既要珍惜、保护好媒介生态资源,又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媒介生态资源,使其更好地为国家、人民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服务。就是说,这种开发和利用不应该是粗暴的、掠夺性和破坏性的,而应该是文明的、有远见、有计划的,既不会造成信息雪崩、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也不会造成信息枯竭、信息危机、信息霸权。”^[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