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价值选择的困境

二、当代中国人价值选择的困境

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生活在今天的人是生活在古今中外的所有人”,得出这样一种判断是基于我们正处于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在文化、观念等方面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融合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受着来自于各方面的文化与传统的影响,“价值的多元化”为其突出的特征。在多元价值世界中,“一切都是容许的”,没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标准。当代中国人普遍面临着这样的价值选择的自由和价值选择的困境。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挑战,失去了原有的统摄作用,而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价值理念却始终未能确立。这种情况在近20年中国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可以说价值缺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缺失。工具理性统摄下的技术社会带来人的价值迷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深层价值的空缺,使中国在思想上、理论上严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这个偏向造成人和人的信任感的丧失,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丧失,对生存意义的理解的丧失,这些直指人的精神深处的系列问题,关乎着中国改革之命运。

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缺少价值标准,其实“富国”就是最高价值。由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特殊境遇,我们一直把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表层,即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忽略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个盲区延伸到精神层面,直接导致了价值选择的政治功利性：哪种思想意识能够使中国富强,它就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就有支配社会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弘扬,以及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选择,都是以社会改造和救国图存为急务的。就文化参照系来说,“五四”借鉴的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整套话语系统,它不仅包括推动物质进步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理论,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深层的价值理性,即由文艺复兴开始酝酿,经过启蒙运动逐步形成的关于自由、人权、平等、公义等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既为社会运作提供合理性说明,又是工业社会的价值标准,它使整个社会得到基本整合并构成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精神支柱。“五四”初期,自由与人权转换为民主与科学,这在社会意识结构中,是价值与思想理论层次的下落。当然,就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现实而言,它具有极大的历史现实的合理性。“科学”与“民主”都是推动中国物质富强和政治进步的救国之路。^[42]功利性的价值选择方式意味着对理性力量的削弱。向后看历史,导致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及非建设性批判；向前看未来,又形成历史意识的错位。弥补近代初期由于特殊历史境遇造成的文化盲区,才有可能重铸民族灵魂。本来,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塑,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能够整合社会的关键因素是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价值核心。

人既同终极目标相分离,就无法领悟生活的意义,无意义感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特征。现代人“一方面既贪求权力,而另一方面又极其软弱；一方面傲慢,另一方面又绝望灰心”,现代人已经处于和“自然的疏离”、“社会的疏离”及“上帝的疏离”的三重疏离之中。^[43]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遭受哲学的贫困大于物质的贫困,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说,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是更加危险和致命的。因此,重建精神家园,再构价值体系是转型期中国人最急迫的任务之一。^[44](www.xing528.com)

我们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人既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对着巨大的生存挑战。无论是积极地追求发展,还是被动地适应生存,这两者都会对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伴随着转型期社会结构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是中国人在价值体系和人格体系上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今天,旧的信仰体系(极“左”的政治狂热)已经消散；新的信仰体系(理性和“科学”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许多人身上又尚未建立。“这种真空状态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和教育上的病态。信仰在转型期的解构,造成了一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呈现真空状态,使各种拜物教和泛神教乘虚而入,引发了体制内、体制外的叛逆倾向,它表现为高级干部的腐败堕落、群体犯罪、法人犯罪和民心、民魂的离散。”^[45]夏学銮将中国人作了这样的划分：“一般而言,由原结构状态所决定的是传统的中国人,由重构状态所决定的是现代的中国人,由解构状态所决定的是中间的中国人。由于目前中国社会许多领域正处于解构与重构状态,因此大部分中国人是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或者说转型期的中国人是矛盾的中国人,是挣扎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理想信仰和世俗行为之间、理性和感性之间、生存发展和尊严保持之间,难以作出正确选择的人类。”“转型期的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变化呈现五种趋势：从传统价值向现代价值的转变,从他人导向向自我导向的转变,从义务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从集体取向向个人取向的转变,和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46]

与此相应值得关注的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从1989年“六四”风波,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这一连串事件,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在这之前,差不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群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其具体体现就是现代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可是,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一连串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 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47]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48]当时中国的文化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49]

“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大结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他们发现那些我们用惯了的、主要是在1980年代获得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两两对立的概念,什么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说完全无效,但确实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大部分有效性,不能再靠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解释现实。^[50]“人文精神”讨论打开了一个另外的空间,一个讨论生存的意义、价值、伦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间。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

“价值多元化”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是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文化在融合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寻求缓和,“多元化”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应该说这对于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尊重个人的价值选择,是有积极意义的。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的基本思路是：我们所确立的价值,既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避免和克服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能发扬民族特色；既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又要提高人的素质。从这一要求考虑,我们的价值系统应该坚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兼顾。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就是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接受检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化的养分,审视文化传统,鲜明民族特色,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围绕终极关怀整合成新的价值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