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抗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抗

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辅相成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一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一价值一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是当代十分突出的文化矛盾之一。当今世界,由人与自然的紧张对峙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从主体的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处理好这一矛盾有关。因此,在21世纪,探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将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渊源流长,关于“人文主义”^[34]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广义上是指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的主要精神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在西方,科学主义同样具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是超越功利的。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35]

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不同,技术作为科学的实用表现方式,基本上排除了价值判断,它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技术理性主义。这种技术理性主义已排斥了理性中的人本之维。它本质上不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指南,而是人类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是人的身体器官的延伸。技术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控制,人通过技术而与自然是单向的支配、改造、利用的关系。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一直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甚至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与责难也就越强烈。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经对人类的“进步”、“发展”提出质疑。他认为,人性并不会在持续的社会发展中进化,人类的所谓“进步”不过是从一种暴虐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暴虐形式而已。整个社会历史支持了福柯的这种说法。当然,人性并非没有进化,不过比起生活环境的改变来说,它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它远远滞后于人类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不仅在于精神、意识相对于物质变化的惰性,还在于至今人类从未能提供出一个良好的、适合它进化的环境。^[36]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表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终极价值的思想与关于人的谋生手段、谋生工具、科技知识的思想二者的关系。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理性大师重道德伦理,到了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凸显,工具理性得到了高扬,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语)^[37]开始出现。他们积极探索和开发自然,发展科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工具理性”在20世纪高奏凯歌,成绩辉煌,不可否认它带来了很多好的方面：科技发展、生产力进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庶与方便。工具理性加速了世界的“祛魅”过程。不会有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种对人类生活环境起支配作用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力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加明白,行为更为理性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更加有效,人类的生活也更为便捷与宽裕。然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灾难也骇人听闻,生态破坏,道德沦丧,世界充满战争和犯罪,不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义的丧失。我们的知识越多,便越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与意义,人们陷入了人的价值迷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的灾难超过了人类上下五千年。工具理性使人类肉体和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人变成异化的非人,变成偌大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零件。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问题逐渐游离于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这使得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出贫乏性,人们丧失心性、真诚、信念、理想、正义,导致了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韦伯曾经说过：“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38]工具理性下技术社会中的超效率原则所带来的残酷缺陷就是一个价值缺损、意义失落和文化选择陷入困境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在福柯“人死了”、德里达“主体死了”、利奥塔“知识分子死了”的言论中,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世界不再是“清新高雅”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www.xing528.com)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的命运可以说是历经坎坷,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之后,被启蒙运动解放的工具理性受到了宗教人文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后现代思想家们的激烈批判,他们的矛头正是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而展开批判。

尽管现代化运动是以人权与富裕为涵义的,但许多人却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实际后果是生态危机与西方中心主义。人们对现代化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使人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创造生物的生存基础,同时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破坏它。现代化推动着人类朝着毁灭自己的方向行进。另一方面,现代化不仅耗尽了人类的自然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其道德资源。现代化通过诱导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而毒害了人类的整体意识。所以在西方世界便出现了以共同体主义者为代表的保守派有关复归传统、拨回历史时钟的呼吁,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扭转现代化的这种以自然与道德的“终结”为后果的“盲目的”自我演进的状况,使人类有可能在一个可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尊严地”得以延续。^[39]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构造的思想体系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价值理性的问题上,韦伯的观点十分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普遍得到认可的价值合理性。西方生活进程的“合理化”冲击着人们对魔力的信仰,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解魔化”(Entzauberung)历程,世界越是解魔化,便说明我们通过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知识就越多；我们的知识越多,便越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与意义,发现价值观方面的事物没有任何客观的终极根据,也得不到科学的理性论证,它们不是科学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因而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殊死搏斗便成为不可避免。^[40]

另一批西方学者,例如贝克(UlrichBeck)及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并不赞同韦伯式的价值理性上的虚无主义。在贝克看来,当今社会所出现的并不是什么价值崩溃(Werte- Ver-fall),而是价值冲突(Werte- Konflikt)。前现代社会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它是靠传统习俗、宗教理念以及人身依附关系来维系社会的安定、保持社会的和谐的,而现代化社会则是一个开放的、启蒙的社会,人人享有自由权利是这一时代最本质的特点,因而道德、伦理、价值理性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就不再像前现代化社会时那样是自上而下规定的,而是来自于人们的自我决定,来自于人们自发的意愿,来自人们自身相互依存的需求。在贝克看来,这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统治的伦理。^[41]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抗衡“科技理性”,并期望以此来重建理性概念。与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根本不同,交往理性强调相互理解和沟通,强调批判和反思。交往理性的提出,既是出于批判工具理性的泛化,也是出于解答现代性危机,探索一个能全面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的具有广泛说服力的理论。由于贝克、哈贝马斯等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全球社会的变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价值理性,从而就对价值理性作出了一种积极的评价。

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分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理性的碎裂是现代社会人全方位异化的表征。价值理性一旦湮灭,人便丧失了批判和超越之维,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病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