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二、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价值观念的变革入手,对当代电视文艺的价值、意义作重新审视,并进而从物质世界的环保关注到精神世界的环保。环境伦理学中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以及生态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推动了这种思想的深化。从人类中心主义、拜物教的迷雾中走出,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真正关注人的价值与人的发展,这是这些理论的共同理念。

西方环境伦理学多元化时代的代表理论中的深生态哲学伦理学^[6],与我们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观念紧密相连。“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是由挪威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 1912～)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它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

深生态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背景和深刻的现代生态学科学认识发展背景。深生态学的创始人阿恩·纳斯公开承认：“生态学知识和生态领域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提示、鼓励和增强了深生态学运动的观点。”生态学家研究发现,作为整体的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大地的健康运作都是重要的。人类的生命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深生态学的自然价值理论,正是以生态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依据的。^[7]

阿恩·纳斯为深生态学理论创立了两个“最高规范”(ultimate norms)：“自我实现”(self- 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这两个最高规范是深生态学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8]

深生态学家认为,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规范,需要人类的现有精神有一种进一步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世界的确证。我们必须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时间与空间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自我。深生态哲学伦理学提出“自我实现”原则应该是从“小我”到“大我”发展的原则,实质是从个人主义世界观向生态世界观过渡。阿恩·纳斯认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的过程。个人主义的“自我”是“小我”,一种分离的自我,或“本我”。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欲望,为自身的行为,追求享乐主义的满足。深层生态学认为,这种“自我”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秩序,使人变成了社会时尚的牺牲品,人类也因此失去了探索自身独特精神与生物人性(即人的生物属性)的机会。需要一种大写的“自我”,即“大我”。只有当人们不再把自己看成分离的、狭隘的“自我”,并使每个人都能够同其他人——从他的家庭、朋友,直到整个人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人自身独有的精神和生物人性就会成长、发育,“自我”便会逐渐扩展,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同。真正的自我是生态我,处在大我之中,而真正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大我实现,这就是深层生态学对人类在世界中的本体论存在的看法。^[9]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这种“自我”认同和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展现,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境界。深生态学“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范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特征与整体的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www.xing528.com)

“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深生态学倡导的另一个最高规范。它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阿恩·纳斯把这种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不等于仅仅从伦理的角度看待环境、生态问题,实际上环境伦理学与哲学各分支有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与自然哲学的复兴紧密相连,新兴自然哲学观往往交织在环境伦理认识中,在这方面典型的有卡普拉(F. Capra, 1939-)的生态世界观^[10]。卡氏认为笛卡尔——牛顿机械世界观是西方现代种种危机的根源,拯救危机要靠重建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他还认为这与东方古代智慧相通,这个世界观的思维机制是非机械论、非二元性、非线性的系统思维。卡普拉的世界观是对现代科学自然观、系统论、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和政治制度、东方智慧等众多内容的一次综合尝试,也是身心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的统一尝试。他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1]

现代哲学提出应该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Perroux)在他的《新发展观》里认为,一旦接受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就可望出现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应变革,“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似乎意味着,在新的发展观里,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必须统一起来,即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必须置于这一观念的中心。非常明显,人作为一种绝对价值,构成了一切社会物化过程的“阿基米德点”,而所有的物化过程都只能是人的发展的手段。这样,发展便被置入人的解放和进化的轨道,人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价值判断的前提。^[12]

关于“生态自我”这一概念,对中国当前的电视文艺发展来说,理解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尚在现代化的途中,还沉浸在发现人的狂喜中(“文学是人学”仍是中国文艺批评十分流行的命题),依然以人本主义为解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系。^[13]“五四时期对于自由、个性的言说,表明‘人是目的’这种意识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成和推广。近年来流行的古装历史剧大多宣扬等级观念和权谋文化,其中不乏动辄下跪和感谢皇恩等奴性洋溢的画面,就说明不少文艺创作者还不具有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14]时统宇反复强调人文关怀对于电视批评的重要性：“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电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观照和反思电视,抨击电视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揭露电视在人的发展中种种异化作用,力主用人文精神来提升电视的文化品味,这不仅代表了中外对电视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的主旨,而且成为世纪之交时电视发展的基本走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