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论的有机融合的分析介绍

二、中西方文论的有机融合

在西方,从生态学、生态哲学到生态批评,已经积淀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我们今天谈论“生态批评”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时候,基本立足点也是西方已经形成的关于生态与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念和具体方法。但是基于“生态”问题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生态智慧的丰富性,在具体探索关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话题的时候,应该将中西方文论有机融合起来。

环境伦理学依据生态学理论建立的道德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限制和牺牲人类的利益(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换取长远的利益),希望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同时,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在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和决策的问题,并与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紧密相连。随着环境伦理学理论由浅层向深层的发展,一种试图整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环境伦理学内部形成。这种被称为“新范式”的生态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正像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所认为的,“一个绿色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解决生态可持续问题,而且要能保证和平与大部分的社会公正。”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在具体运用时,在充分合理吸收西方各种文论资源的同时,更不应该忽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理论资源。文论界长时间以来关于如何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一直争论不休,有主张全盘西化论,有主张复兴中国古典文论,也有主张放弃这些另建一套批评系统的,对西方20世纪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全盘排斥,事实上这三条道路都不易走通。如果不能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出发,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在各种“主义的陷阱”中打圈子,追赶所谓的学术时髦,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增长和价值的体认。新时期生态文论的崛起,有可能为寻找到中西方文论的结合点,为加强中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提供新的契机。同时,中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在进行批评实践时,更多地关注问题,避免盲目崇洋媚外,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方法。(www.xing528.com)

文艺学的研究传统有两个：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传统。这两个传统既具有许多方面的同构性,又具有文化风格、思维路径和思维方向上的差异性。如何将它们加以“生态化综合”^[38],是当代中国电视文艺生态批评面临的新的课题。中西方人具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风格,西方人重理性思辩,中国人重感受直观,西方人重视分析和差异,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哲学是按分析差异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由一到多进行分析。它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西方文艺研究的基本思维传统是科学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与综合；而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是人伦化的生态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整体领悟与经验直观。因此,客观地看待传统与正确地选择传统,不仅要客观地看待西方文艺研究的传统,更指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21世纪中国文艺研究要有所新的突破,要能获得更新的思维视野,必须从这两个传统中吸取精华,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思维、新方法。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走出自我困境,寻求方法与理论重构的基本思维路向。^[39]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生态批评”虽然从西方文论发展而来,但生态哲学、生态智慧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也引起了西方理论家的注意,他们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目光逐渐投向东方。在中国传统文论长时间失语的今天,生态智慧的重视,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地位,使得中西方平等的交流成为可能,一方面也有助于修正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即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崇拜,生吞活剥现成的理论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认为儒、道、释、禅等东方传统思想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