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为核心的文化批评的整合

一、以生态为核心的文化批评的整合

从以上章节相关资料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但在电视文艺批评实践中,如何对这些理论加以有效利用一直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使用相关理论方法,但在针对具体对象的时候,总是显得有些挂一漏万。面对当前价值重建的重任,我们要具备的是“问题意识”,与中国当代千变万化媒介环境中出现的特殊事件相比,西方国家问题出现得比较早,他们的相关思考应该说也超前于我们,但同时因为中国的现实语境已经与西方曾经面临的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在具体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加以转化,如果拿着某些方法生搬硬套,甚至论证了半天只是为了印证某些理论的合理性,并不能针对具体的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合理建议,那么这样的批评也就只能游离于丰富的电视实践,得不到认可和回应。

在浩如烟海的理论资源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角度和方法对电视文艺进行分析呢?在此我们提倡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模式,这是一种文化批评的方式。在具体方法上主张以生态批评的思想整合其他批评方法,在针对具体问题时加以灵活运用。这其中,首先强调的是采用一种“文化研究”批评的方法,其次强调的是以“生态”为核心的整合方法。

1.文化描述,文化研究的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采用的是文化描述、文化研究的方法。

学院式的教育使人们习惯于分门别类地看待事物、思考问题。久而久之,类别的界限就被误认成天经地义的、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其实,类别之分完全是人为的产物,事物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詹姆逊的观点是：“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我从来不屑学院式的分门别类,因为这是旧体系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大学制度的产物,其哲学根源是笛卡尔。他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分为若干部分,逐一研究了解,才能掌握世界。”“我的理论正是力求打破这种界限的藩篱,采取辩证的态度,证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基于笛卡尔思维方式的西方理性传统进行批判。”^[30]

随着电视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电视理论和批评研究也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电视文艺的蓬勃发展使得对于电视文艺的理论与批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各种电视文艺现象、热点问题研究,各类具体节目研究,频道专业化研究,主持人研究,受众研究,市场运营策略研究等等,从宏观到微观,包含的面非常广泛。但是,因为电视本身发展的生态综合性,各元素之间处在相互振荡的生态链上,处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背景中。所以我们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如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忽略相互影响的多重因素,就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很难真正推动电视文艺事业深入发展。因此在进行电视文艺批评的时候,必须要有文化研究的综合视野,在电视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关注电视文艺的现状。

在20世纪西方,文艺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转向：世纪初年的心理学转向,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末的文化学转向。^[31]文化学转向,超越了狭隘的文本研究和语言分析,推动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等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将关于物质基础、精神领域、经济制度、文化体制、大众传媒、性别区分、民族身份、阶级意识等系列问题,视作新的思想平台。

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种二元性的假设,强调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分,在二元世界中,以分析性思维方式,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不过这种方式用于解读今天的文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女权主义、民族歧视、同性恋合法化以及环保等问题,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面对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新问题,我们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学者们将超越过去的机械的概念范畴,用更为新颖独特的方法去谈论文化和社会,坚持人类意识、行为、精神、价值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强调只有对这个机械化、传媒化、工具理性化的社会加以人文科学精神的剖析,才能使纯文本、纯语言的解释,转化为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诗学的解释。传媒时代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对“共同文化”的诉求,对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对文化实践性的重视,这些研究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独特景观。

作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主潮,文化研究并不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专利。事实上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32]国内很多学者也作了相近的表述,“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学科,不是一个理论流派,不是一个学术行会”；“它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文化研究将英语国家的实用潜能激发出来,将他们的理论实践能力激发出来,如果说欧洲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抽象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将这种抽象而来的理论再一次应用于现实,它是理论的实践,它将多种多样的理论实践化了,它是对理论的肆意消费。在文化研究这里,理论已经化成了一种巨大的方法论资源,”^[33]它吸收了各种相关的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它是跨学科的批判理论的最典型的例子。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34](www.xing528.com)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我们来谈论关于电视的文化批评问题。我们看到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开始,传媒的文化研究问题就成了理论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学者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比如,詹姆逊、费斯克、赛义德、博德利亚、布尔迪厄等,从各自角度对传媒文化作出了分析。与他们把传媒更多当作自己理论的佐证不同,我们希望更多的从电视的本体着手,融合相关的理论资源,从零散化、具像化、单一化的电视研究藩篱中解脱出来,将电视研究融入多学科互动的文化研究视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多学科碰撞中,对电视本质与现象作深层揭示,从引导中国电视文化的审美趣味入手影响新世纪中国文化生态格局。

2.生态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的核心创新概念在于“生态”,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也是融合了生态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观念的特点是有助于消除以二元对立的观点来考察世界,消除就事论事的片面性和简单的判断,代之以和谐、发展的观点,发掘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以注重整体利益和长效利益的出发点追问问题的根结所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生态学方法,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生态活动的各个领域有广泛应用。所谓生态学方法,是用生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在所有与生命有关的领域,应用生态观点,主要是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物质不断循环和转化的观点,生态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平衡的观点,说明与生命有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揭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性,认识和解决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指出,“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35]

随着自然生态学向人文生态学发展,它从自然科学发展为综合性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全部新思潮都在这里得到鲜明的表现和现实化。用生态学观点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的生态学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的辩证思维,它的特点是,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对象的整体性,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观点,从线性因果关系分析过渡到网络因果关系分析,注重概率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它既表示对人的目的、人的作用和人的未来的关切,又表示对地球生态系统、生命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健全的关切。^[36]

媒体的“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它可能强化这种冲突,一方面它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促进价值重建。在当今全球化、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现实语境下,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电视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对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电视文艺是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认识到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在电视文艺批评中引入生态批评的观念,借鉴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将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纳入到中国文化整体工程系列来考察,对转型期人的精神价值的重建、社会文明的重建,对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和形象的重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转换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出来。“生态”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强调用整体性观点思考问题,倡导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方式。其中“电视文艺生态”强调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关注的是电视文艺系统的整体的利益,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注重的是历史文化变迁、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当代人的价值取向等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电视文化的影响。

在本书第三章“生态批评与电视文艺批评的高端整合”中提到了以“生态”为主导整合其他理论资源的方法,具体有：与精神生态相关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与文化生态相关的有福柯、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利亚的相关著作与论述,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与社会生态相关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伦理学等理论资源。

其实,在具体运用中,关于这三方面的“生态”的考察又不是相互孤立的,比如“戏说风”关涉的不只是某一方面的生态。在论述中是否面面俱到,这与我们选取的角度和论述的目的有关。对于这方面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 bourdieu)的“场”的理论,把电视文艺研究的对象看作是由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一个不断建构的网络状结构,在权力的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流动和人的习性制约中,充分考虑各种对抗性力量在其中的消长关系,从而确立对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关注的侧重点。在我国转型期,这种倾向尤其明显,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不断改变着这个场中的作用力,价值取向的变更在人的心理、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异上都打下各种各样的烙印。按照尹鸿的描述：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转型,中国文化也正在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转型、从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转型、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从阶层文化向泛大众文化转型,在这种历史的转型期中,“市场”以一种霸权的方式不仅垄断着物质世界而且也深刻地控制着精神领域,传统的人文学术和人文精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放逐,而与这一传统相联系的影视文化批评、影视美学批评等形而上的批评精神也受到了空前的冷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种“百家争鸣”的影视批评时代已经成为记忆。^[37]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电视文艺现象,看到影响它们变化的深层原因、本质原因,不简单从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教育属性的划分上,而在各种力量的消长、抗衡中洞察电视文艺的弊端和发展趋势,这是我们选择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的最终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