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历史回顾

二、电视文艺批评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电视研究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与电视的发生发展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电视的观念变革相伴随,起初的重点在于电视本体论的探讨,关于电视是否是艺术、电视有学无学的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逐渐开始了对观众的调查工作,如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起,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到2003年以收视率为主要参考指数实行栏目末位淘汰制。电视文艺批评关注的面逐步放开,不仅仅局限在对于电视文艺(包含电视剧)文本的解读上,还包含文本产生前后的创作与接受过程与效果的研究,以及电视文艺与世界的关系的文化研究。

电视是艺术,对艺术本体的探索非常重要,但更应该从电视的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考察电视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电视文艺批评是随着电视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丰富与成长起来的,从电视文艺诞生不久,电视文艺批评就已经出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对于电视文艺创作与制作观念的影响,随着西方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借鉴,随着电视台改革的深入,电视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电视文艺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约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

1.电视初创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58- 1977年)

这时的电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节目很少,能看到电视的人也少,电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电视文化,批评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状况,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电视理论”指导。

“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17]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观念,停留在喉舌论与工具论阶段,在电视文艺批评中阶级论与庸俗社会学的倾向非常明显。

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上刊出的一些文章,为后来的电视批评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裴玉章、康荫、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

2.艺术成型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79- 1992年)

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了电视的发展。随着电视传播面的扩大,电视台的增多^[18],电视文艺在这一时期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迅速取代了文学、电影、广播文艺的地位,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类型。获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文艺从极左理论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这一时期的经济模式主要是计划经济形式,文艺工作者对待电视文艺的态度是把电视文艺作为“事业”来做,电视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基础上^[19]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审慎的艺术态度,发挥了积极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多方面探索电视与文艺的结合点,极大地拓展了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文学等系列电视文艺节目的表现空间,具体节目形式有：电视综艺晚会、电视综艺栏目；电视小品、电视单本剧、电视连续剧、电视系列剧；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电视音乐艺术片、电视舞蹈艺术片等。其中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 1990年推出的综艺栏目《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掀起了兴办晚会与综艺栏目的热潮。《四世同堂》(1985)《红楼梦》(1986)、《新星》(1988)、《渴望》(1990)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掀起一个又一个收视热潮。

电视文艺乘这股东风迅速成长,在内容与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其显著标志是：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等。

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促进了基础理论和宏观理论研究的推进。1985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马,标志着广播电视系统的经验总结工作和资料汇编工作已经走上正轨,这对研究工作是有力的支持。1986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学会于1987年7月创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广播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对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电视有学无学、电视是否是艺术的探讨也促进了电视文艺批评的深化。(www.xing528.com)

对于电视文艺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这一时期电视文艺批评的重点在于对电视艺术本体的探讨,内容上表现为针对具体节目的解读和具体节目类型的研究。批评的理性色彩有所增强,核心焦点在于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1985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四世同堂》学术研讨会”, 1991年1月召开的“大型室内剧《渴望》创作经验交流会”, 1991年6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持召开的“黄一鹤电视艺术研讨会”,同年11月召开的“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等一系列主题研讨,是电视文艺批评的重要实践,推动了整个电视理论的建设。

1981年开始举办的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奖, 1983年3月,浙江《大众电视》杂志主办的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 1986年8月开始设立的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 1990年4月开始举办的优秀法制专栏节目法制电视短剧“金剑奖”,这一系列评奖活动,为确立电视文艺的评价标准、激发电视文艺创作的热情,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批评理论领域的发展来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西方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蜂拥而至之时,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译介和应用使中国批评史上出现了“方法年”和“观念年”。拉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诸理论,渐渐成为一种力量,几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对立之势。但这些观念对于文学批评领域和电影批评领域的冲击比较大,电视文艺忙于自身的建设,电视文艺批评对于这些新方法的关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有少数零星的批评文章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电视文艺作品进行解读,更多的重点在于电视文艺节目的艺术本体的探讨以及沿袭文艺理论观念中文学式批评方法,关注作品本身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电视文艺本身就是艺术家族中的后起之秀,所以很长时间电视文艺的批评一直落后于同一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电影批评。

3.观念转型期电视文艺批评的发展(1992年之后)

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电视文艺批评标准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变革就是对广播电视属性和功能的认识的转变：在战争年代,广播是号角,是旗帜、是战斗的武器,是革命阶级对反革命阶级进行斗争的舆论工具；在建国之后头二十多年里,广播(包括已出现的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工具,是配合政治运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喉舌,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多年来,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广播电视时间和内容的安排,广播电视工作着重点的界定都是基于对广播电视上述阶级属性、政治属性的认识。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广播电视以其自身的政治能力、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我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如十四大报告在谈到原有的经济体制时认为的：“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应代之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强化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

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起点,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始,电视台开始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这一时期的电视文艺批评,一方面承继着上一时期对于艺术本体的探讨,随着电视文艺实践的丰富,继续深化到节目内部追寻艺术规律,细化各个节目元素的研究,比如主持人研究、电视剧美学研究、电视栏目研究等等,而且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 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的新方法开始尝试运用,比如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研究电视剧等；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关注电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包括对于电视文艺的社会功能的争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通俗文化”、“主流文化”、“雅俗共赏”关系的争论；另外,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电视文艺的传播效果,电视文艺受众调查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电视文艺节目的评价标准中,“收视率”成为重要参考指数,甚至发展到了为了经济的目的唯收视率是求的地步。同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批评现象是“炒作”式的批评,这类批评多数是受一定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为电视台赚取收视率摇旗呐喊,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易回避的现象。

这一时期,有线电视的传播面继续扩大,同时,卫星电视进一步推动了电视事业的发展。1996年,全国除中央电视台外,有17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上了星。1998年,所有的中国省级电视台都已被批准上星,加上中央电视台已上星的8套节目,全国已有40多套卫星电视节目在空中播放。1997年广播影视改革进一步深化,电视节目的增多也促进了电视台之间的竞争。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经济观念的变化,消费主义思想的渗透,《春节联欢晚会》等传统综艺节目逐渐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与欣赏口味, 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还珠格格》、《天龙八部》、《鹿鼎记》这样的娱乐消遣性电视剧风靡一时,《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玫瑰之约》、《幸运52》这样的游艺节目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多家重复覆盖的卫星电视台同时播放一部娱乐电视剧、同时推出一类游艺栏目的“奇怪”景观。

这些娱乐类电视文艺节目一方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一方面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猛烈的批评,包括来自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他们对待在电视领域刮起的这股娱乐风本身意见就有分歧。所以虽然有观点交锋,但因为这些节目能够为电视台带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所以电视台依然我行我素。自1998年5月《新周刊》以《弱智的中国电视》、《中国电视“八大病"》揭露中国电视的弊端起,媒体关于电视负面影响的批评声势逐渐增强, 1999年《新周刊》(总63期)又推出《砸烂电视的十个理由》、《春节联欢晚会：16年之痒》(总57期)等系列文章。虽然此时电视文艺“骂评”之风强盛,但电视文艺在一片批评声中蓬勃生长,上演着一场又一场追风、克隆秀,娱乐风、益智风、戏说风、滥情风、真人秀。终于在东西南北风席卷之后,将“娱乐”的名声败坏殆尽。这其中自然不完全是“娱乐”的过错,但电视文艺目前面临的低谷终于使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浮躁的电视人清醒一下,希望找找原因,重新寻求未来电视文艺的出路。也希望电视文艺批评不仅仅跟在电视文艺节目之后说好说坏,能够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为电视文艺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由于电视事业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所以,目前电视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一种不成型、不系统的状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传统在电视理论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和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理论在电视批评中有广泛的应用。其中,注重研究的实用价值,是美国电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目前发达国家,如日本、西欧等国的共同走向。^[20]

与国外电视批评实践与理论相比,国内的电视批评视角相对显得比较单一,电视的行业性比较明显,很多文化精英在传媒火热的时代还把自己局限在原先领域的小圈子内,因为对电视的陌生放弃了发言的权利,使得电视一度被指责为“没文化”。从现有的关于电视研究的期刊刊载的文章的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到电视批评的现实处境,如《中国电视》、《现代传播》、《电视研究》、《当代电视》、《电影电视艺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其中多数文章停留在业务层面的探讨上,或者具体节目好坏的分析上,还没有完全跳脱行业的局限。

近年来国内对于电视批评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有很大进展,从研究人群看,有传播学学者,有文化研究学者,有电视文艺研究学者；从关注面上看有了进一步拓展,除了节目本身和业务探讨外,受众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关于媒介产业研究也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改革的深化,中国加入WTO,也使电视批评与研究必须面对很多新的课题。这些方面的代表论著有：张锦华的《传播批判理论》,张国良的《大众传媒与社会》,潘知常的《传媒批判理论》,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刘炘的《电视重构论——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选择》,陈龙的《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南帆《双重视域》,仲呈祥的《荧屏之旅》,曾庆瑞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尹鸿的《影视时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时统宇的《电视影响评析》、《电视批评理论研究》等等。从方法看,有译介、编著外国电视文化批评的相关理论与著作,有积极地将新方法用于中国电视理论实践,也有系统研究中国电视批评历史与现状的。其中,电视文艺在多数情况下仅作为一个方面,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加以关注,在电视文艺实践蓬勃发展的今天,电视文艺实践也呼唤电视文艺批评能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更多关注电视文艺实践的独特性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