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电视文化处境分析

三、第三世界的电视文化处境

冷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相互交汇与碰撞,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民族主义者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指文化帝国主义,而美国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则是他们讨伐的首要目标。在这里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以及在全球化传媒浪潮中第三世界的电视文化处境问题。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最早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二次大战后的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借助于高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尤其是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其实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它的锋芒指向指责西方的文化侵略,尤指美国的廉价电视倾销第三世界,导致西方的“文化霸权”,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文化依附”,最终使资本主义成为令全球同质化的力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总是以某种武力为手段的。作为侵略手段的武力,除了外在的强制性暴力,还有文化这种无形的内在力量,它是由价值观念、信仰和人生态度等因素构成的。

当代大量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其一就是集中探讨当代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问题。他们认为,当代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电视、广播、新闻出版媒介、影视音像产品以文化、信息产业等形式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形无形的主宰、支配、统驭和控制,以达到在军事殖民主义和重商殖民主义时期都难以达到的目的。

文化帝国主义实质在于发达国家透过媒介对第三世界进行的全面文化渗透、文化支配和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如果说当年老牌帝国主义必须用军舰大炮强力输出其政治制度和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当代文化帝国主义则通过传播媒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实施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影响。西方学者托马斯·L·麦克菲尔(Mcphail, Thomas L)曾在一本名叫《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 Colonialism)的书中这样说：“重商殖民主义寻求廉价劳工,劳工的双手、双脚和身体被榨取挖掘,用以开发原料和制造品。而电子殖民主义寻求的是心灵,它的目的是透过眼睛、耳朵来影响那些消费了进口媒介节目的人的态度、欲望和信念,他们的生活形态、消费意愿或购买形式。观众在无意中学会了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某种心智状态。在当今世界各地上演的从西部片到肥皂剧等众多媒介艺术中,它们传达了另外一种生活形态,进行着文化、经济和政治信息的选择。这些东西留存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闪动在银幕上的瞬间意像。电子殖民主义的目的在于变换你心智中的意像,在于使各种类型的电子进口软件对你产生长时期的影响。”^[71]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深中矢的。

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在其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对此现象作过探讨。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72]。文化交流是跨越国界的单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交流。当这种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时,就变成了一种侵略。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经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以强加为其根本特性。政治帝国主义的强加手段是军队和强权政治,经济帝国主义是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夺取原料和倾销产品；而文化帝国主义则是把一种“优越的”文化灌输给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自愿服从这种文化的统治。毋庸置疑,作为帝国主义的形式之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话语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H. I. Schiller)自20世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一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代表作有《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在研究了当代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文化交流问题后,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H·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他认为,在战后从西方殖民主义解放出的第三世界国家,虽然获得了表面的自主独立,但实际上,因为科技、财力与管理制度的落后,他们还是必须依赖前帝国殖民者的经济援助,这样一来,久而久之,各层面的依附程度就会日益加剧。H·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运用其先发展的优势,强制性地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可以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向世界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榜样,而且提供器物、制度、观念三个方面的“帮助”,供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去模仿、学习,最后达到西方式的现代化程度,人人都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图景,也是其最高境界。这样一个核心层次上的文化帝国主义过程,的确,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接受是自觉的自愿的,并无强迫之势。^[73]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 H·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H·席勒一针见血地认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74]的意识形态。(www.xing528.com)

然而,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片谴责声中,也有人为之辩解。需要强调的是,虽然H·席勒是最先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人,但1991年出版的英国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75]一书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学术梳理和评判性介绍的第一部专著。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资本帝国主义,而且还是文化帝国主义。他认为,媒介是文化的核心,对其他国家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他认为,虽然文化帝国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无不是通过媒介而将意识形态四处传播的,但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它只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而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就现实生活而言,人们感受最深、谈论最多的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莫过于某种固有的本土文化遭受到外来的侵袭和侵略。在谈到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时,作者对诸如“侵略”、“霸权”之类的军事术语用来描述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他使用的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影响”。汤林森意在倡导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在这样的立场上,他进而认为文化的同质化是一种宿命。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全球化和现代化情况在世界各地的信息,但他在理论与方法上始终如一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和对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的否定,遭来了很多批评家尤其是第三世界批评家的批评。

1993年出版的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是继《东方主义》之后又一部揭示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与其军事、经济、政治扩张一体性的力作。赛义德在书中分别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频繁出现的概念作了界定,他认为：“‘文化’具体指两样东西,第一是指所有这样的一些实践,诸如描绘、交往和表现的艺术,他们都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相对自足性,而且常常以审美的形式存在,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给人以快乐”,第二,“而且十分微妙的,文化也是一个概念,它包括一种精致的高级的成分,是每一个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的蓄积”,与之相对,另一个术语“帝国主义”则指统治着这方领土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截了当的殖民主义已完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仍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里,同时也从事着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识到,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难以达到其效果,因而变换手法,“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学术讲演等方式逐步赢得后殖民地人民”。^[76]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麦克卢汉的有关“地球村”的预言,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越发导致人们无法在一个划定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中指定要发展某种文化,当代电子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进步,同时,“媒介暴力”也成为我们时代无可逃遁的灾难。可以说,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能感受到美国影视的威力。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媒介殖民主义策略已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关注。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会有趋同性,媒体文化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来得趋同。

与第三世界的电视文化处境相关的理论资源有关于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探讨,关涉的是人文生态问题。西方文明在将发展中国家引领上所谓现代化道路时,文明病也成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如何走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如何在冲突、堕落、退化、丧失家园中找到一条平衡之路,如何既有适度的物质追求,又能够自我克制,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和睦,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全面发展,是一个艰难而又必须作出的选择。

媒介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其实正是当代社会权力较量的一面镜子,在中国大陆,媒介文化的研究至今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由于传统的学科分野、传统的学术分野,不仅造成了媒介文化研究阵地的狭窄,而且也使媒介文化研究的人员相当稀少。而且,“我们的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整个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一样,都处在一种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于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合法性、学术正当性往往受到质疑。^[77]

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在《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一文中,以港台的文化处境为例详细讨论了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面对殖民话语和消费主义传媒的虚假意识,中国精神意识的真正觉醒,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遭遇到全面的挑战,在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中,如何使香港回归本位文化,以民族语言和中国精神为港人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能有这样清醒的意识对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加以反省,并不回避任何矛盾,不简单对港台大陆文化的后殖民处境怀一种虚假乐观的精神,而是充满了人文价值关怀,真是非常难得。他的研究给现实语境中中国电视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很多启示。^[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