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

二、丹尼尔·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54]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是当代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55]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界,丹尼尔·贝尔以其三大颇具影响的大观念——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负声望的社会理论和思想大师之一。与其相应的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这些是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这两本书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它们直接引发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对“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广泛的国际讨论。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预测尝试》^[56]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认为人类社会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前工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和后工业社会阶段。在前工业社会阶段,人和自然发生直接的关系,在工业社会阶段,人通过机器和自然发生关系,而“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各种职业中将占主要部分。^[57]

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58]一书的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59],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动,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其特点表现为：宣扬“原罪”说,反对过分享受和铺张浪费,强调辛勤劳作,通过个人的勤俭致富来拯救灵魂)瓦解的重要根源。技术革命使过去只有上层社会才能拥有的奢侈品,成为一般民众都可享用的普通生活必需品；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等引导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广告对崇尚消费的生活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丹尼尔·贝尔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认为,现代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消费性、娱乐性、益智性的流行文化或消费性文化,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60]。

丹尼尔·贝尔肯定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但更多地对媒介的负面功能作了批判。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61]。丹尼尔·贝尔因此对“视觉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而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不断有刺激,有迷向,然而也有幻觉时刻过后的空虚”。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但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62](www.xing528.com)

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 Luhan, M.)以“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丹尼尔·贝尔对此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63]丹尼尔·贝尔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过来将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64]。

在丹尼尔·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中,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批判,是他作为一位精英文化论者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读懂丹尼尔·贝尔所不可或缺的。^[65]

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从19世纪中叶以“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的现代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彻底破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裸体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现代主义经过衰竭和异变,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丹尼尔·贝尔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侵袭和改造,而这正是大众传播媒介负面功能的重要体现。

丹尼尔·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cultural mass),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66],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丹尼尔·贝尔认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67]。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68]

作为一位精英文化论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69]丹尼尔·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0],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