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评的分析介绍

三、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评^[44]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31～2003),纽约大学媒体生态学专业创建者,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媒介批评家之一。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200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两部著作的中文译本：《童年的消逝》^[45]与《娱乐至死》^[46]。就西方传媒理论的引介而言,这是在麦克卢汉《理解传媒》中译本出版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进展。前者通过对传播媒介的观察,认为印刷术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使之消逝；后者通过对媒介现实的分析,认为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世界,即隐喻创造了文化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波兹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54年,波兹曼还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麦克卢汉。他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迪,发展出自己的“媒介即隐喻”的论题,并且建树卓著。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使“流行于18和19世纪的美国公众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比如,电脑的主要鼓吹者就是电视。”波兹曼从早年对《圣经》的研究,获得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简而言之,媒介即认识论。根据波兹曼“媒介即认识论”的理论,电视作为当代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最主要的方式,它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新闻”和他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这种信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正的联系,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

电视的设计正好是用来展现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稍纵即逝而斑斓夺目的图片的。每个镜头停留的平均时间是3. 5秒。“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

由于电视是如此强大并受人欢迎,其他行业如政治、体育、商业、宗教等纷纷向电视靠拢,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不由自主地迎合起电视娱乐化的需要。“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www.xing528.com)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经过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认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认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是一部审视终极价值的书。在作者尼尔·波兹曼看来,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正在成为又一个价值终端：“娱乐”的泛化让公众身处其中的信息环境,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在那个完全以“娱乐”为价值标高的信息环境中,品德的高下、文明的肃穆乃至人格的完美仅仅只取决于“化妆术”的高或低……

在娱乐文化不仅仅成为主流话语,而且开始大规模压制其他价值的时代,《娱乐至死》来得恰逢其时。波兹曼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等思想家对机械异化的批判。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一部分思想家对那些可能占据终极地位的价值观保持警惕,从根本上来说,波兹曼的批评并没有超出这个传统。不一样的是,他极富洞见地认识到了当下最急迫的威胁：娱乐至上的态度已经开始威胁其他的所有价值体系。

《娱乐至死》所认为的威胁并不是当代社会惟一的问题,波兹曼本人也没有把这种危险全球化和绝对化。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虽然“娱乐”还没有取得一统天下的价值霸权,但作为一种极具扩张能力的价值体现,波兹曼描绘的那个“娱乐至上”的世界,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