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关注及分析

三、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关注^[28]

作为当代西方的显学之一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第三世界学术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为第三世界学者提供了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及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视角,也为我们的影视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29]是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少数具有国际影响的中东裔学者之一。在中国的语境里常为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后殖民理论家^[30]中,赛义德的知名度始终是最高的。1978年,他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译为《东方学》出版),震动了学术界,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式论著。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他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并反思自己的文明在西方全球话语中如何被叙述,以及揭示自己的媒体和学术机构是如何参与西方关乎自身话语的生产这一现实。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对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介绍,推动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乃至思想文化思潮的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扩展,此后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和《知识分子论》(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等著作也相继被介绍到中国,后殖民批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在全球化和中国民族意识崛起的背景下,东方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理论成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东方主义》主要是指一套西方人所建构的关于东方的认知与话语系统。赛义德研究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至少有三重含义：1.欧洲19世纪形成的有关东方的一整套知识体系；2.该知识体系生成的将东方异类化的神话或“套话”；3.东方主义话语建制的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31]

赛义德坦言他的“东方主义”的革命性来自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和德里达。赛义德精通法语,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达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系统地讨论和阐释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知识、教育、舆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建立起一整套无处不在的匿名话语权力系统,而不再以传统社会的简单而直接的权力模式为其存在的基础。赛义德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用于分析西方国家对东方这一他者的书写和叙述上并且具体化了,赛义德充分肯定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东方世界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批判了传统的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与傲慢。他认为在东方主义这套话语系统中,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之下,这种话语的基本操作模式是一整套二元对立模式：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总是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诡,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被丑化弱化,被女性化或被异国情调化了。东方经常被冠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离了真实。西方只是适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赛义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32]

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的出现把后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即把后现代关于本质的建构性,中心的人为性的思想运用于全球关系,从理论上对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文化进行了根本的解构。颠覆了西方文化一直认为自身理论的真理性。从而不仅让人重新认识西方文化,而且也让人重新认识全球现实。”“后殖民理论这一称呼表明了它对西方和全球的重写是以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过程作为切入点和主要内容的。而对现代性的全球扩展,又是从殖民的角度进行的。因此后殖民的理论活动是一种历史重写活动,通过重写历史来重写现实。”^[33]“它提倡从一种新的政治视角切入现行西方文明,对其主流文化进行改写和重新解读。”^[34]

后现代主义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听取与增强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诸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声音,才是更有意义的。具体地说,后殖民主义作为当代多种文化政治理论的集合性话语,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消解中心性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崛起,并以其权力话语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拓展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多极的世界,“后殖民话语批评更为侧重于分析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后殖民话语批评是对现存政治文化环境的探讨,它不是借此批判后殖民主义之名来反对西方文化。这种批评旨在考察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又是怎样被表述的。后殖民理论不是在一种不变的话语秩序中颠倒权力的平衡,而是试图重新界定文化象征的过程,使民族、文化或团体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心理认同的对象。”^[35]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问题,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问题。^[36]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在了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同时对全球化语境进行再认识,并将为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www.xing528.com)

后殖民文化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这必然使中国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分歧。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需对西方“他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并对其话语谱系(discourse series)和思想局限性进行清理。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才能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37]

在近期的影视批评中,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了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

我们所要面临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电影电视的发展推进了我们与国际接轨的速度,中国电影电视在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王宁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一文中具体分析了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因此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在他们看来,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如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

这种争论不仅在电影理论研究界存在,在电视理论研究界也同样存在,随着全球化、产业化与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电视面临着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如何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进军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时代,影视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如何协调解决等等,这些与后殖民主义相关的理论问题,会成为我们当前密切、持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