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态的关系

二、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态的关系

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态的关系相辅相成。国家大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背景推进并改变着电视生存的具体环境,电视的具体变化也会对国家相关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从电视文艺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我们明显看到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于电视文艺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干预作用。如以下一些方针政策都对中国电视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加速了广播电视的发展；1991年7月1日,江泽民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党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鼓励深入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问题,鼓励创作更多的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应该成为“主旋律”。根据这个讲话精神, 1991年,中央宣传部作出了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决定,把每年推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电视剧、一部优秀电影、一篇有创建有说服力的好文章作为贯彻党的文化工作方针,弘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推动精神产品生产繁荣的“龙头工程”。这些主导思想直接导致了广电总局等单位相关政策的制定,影响了电视的审查、电视的评奖的标准,电视屏幕上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带有政治宣传特色的电视文艺晚会和“主旋律”电视剧。

中国的电视媒体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对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几年来,我们的电视媒体在改革大背景下积极拓进、深化改革,探索着一条自强自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壮大了自身实力,加强了与国际传媒的对话和竞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形态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及受众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等都影响着电视的生态,并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生态状况。健康的电视生态,就是通过对媒介的正确使用,来维护并保持和谐的电视环境,使公众与电视、电视与社会保持一种互动互补的良性关系。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电视同样浓缩了我们生存的时空,它所反映的面涉及到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又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表现现实生活上,电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种录制艺术,电视似乎天然地就具有纪实性。电视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法律法规。这其中,电视新闻因为反映问题的及时性,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些,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对于推进民主建设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电视文艺对于社会生态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视新闻对于社会生态的影响显得更为直接。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是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信息和娱乐需求,广播电视播放的时间越来越长,频道越来越多,节目品类越来越丰富,电视成为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信息的产生和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媒体具有两种属性：它是喉舌,为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服务,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同时,电视又有市场经济的性质,完全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来进行自身的管理和建设。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推出在更新新闻传播理念上作了大量工作,不再是领导人的活动图片集,新闻的故事性、艺术性增强,更加吸引受众的目光,除了关注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和国家重要政策制度外,对于普通民众生存的关心成了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比如《共同关注》栏目,充分体现了新闻的人文关怀思想,对于促进良性社会生态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媒介是“社会公器”和“国家喉舌”。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生态整体观、平衡观出发,遵循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41](www.xing528.com)

与此相关的关于电视媒体的特点、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媒体道德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在传媒批判理论相关理论资源中找到参照,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态的关系很有启发。

电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陈力丹在《电视引起了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42]一文中认为电视使得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电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表现在：首先是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融合,电视融合了男女的信息系统,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界线；第二,成年角色和儿童角色的模糊,电视暴露给了孩子数百年来一直不让他们知道的话题和行为,将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推给了儿童；第三,电视使政治权威走下神坛,电视时代对于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发挥着无形的推动作用。

电视文艺对于社会生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类问题包括对消费主义思潮与娱乐化倾向的推波助澜,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31- 2003)认为“媒介即认识论”,电视作为当代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最主要的方式,它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印刷文化创造了“童年”,儿童必须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同时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

伴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电视媒体属性、立场的变化,电视文艺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等多角度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对明星偶像代替传统偶像问题,青少年群体犯罪问题,电视剧中的豪华风、滥情风、公安风问题,知识分子角色与地位的转化问题,传统文明的颠覆问题,现代与后现代的对抗问题,等等。

杜维明在布尔迪厄“社会象征资本理论”的启示下,提出重视“社会资本”的看法,认为面向21世纪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发展“经济资本”,而且要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形的,却也有一定的机制,基本内涵是通过沟通,通过讨论、辩论,社会各阶层形成交往机制,在这种交往中,各种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如何认识并利用电视的优势并从良好的社会生态入手来缓解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