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文化生态考察方法

三、电视文艺文化生态考察方法

从与“文化生态”相关的层面考察电视文艺,有多种展开的角度和多种理论资源可供借鉴。

从文化生态的均衡性上与丰富性上,我们可以用定性与定量的方式,从共时或历时两个维度考察不同文艺节目的合适比例和它们节目形态的变化,任何一种节目样式的持续片面发展,都可能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同时还包括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关注电视文艺对文化的发展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具体有以下一些考察的维度：

第一种维度,从历时性维度考察电视文艺与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

电视这种文化传播新的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全面变化,电视文艺观念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到文化中心的变迁,也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处于激烈动荡的变化中。伴随着电视媒体与市场经济的最突出的文化生态变化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女性文化、后殖民文化、地域文化、影视、消费文化研究成为热门话题。我们可以进一步从技术的发展,传播观念的变化,节目资源与频道资源逐步扩充,国内各大小电视台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变化中考察它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影响。

第二种维度,从共时性维度考察某一时期电视文艺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相互影响问题。

从共时性维度考察,我们具体关心的是文化“多元共生”的均衡问题。从国家的民族、地域、经济发展的分布来看,中国处在一种相当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北方与南方、内地与沿海、都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存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意识,大众传媒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而这些年来的电视文艺实践,我们看到基本处在动荡不安的“失衡”状态中。当前电视文艺中存在的系列热点问题,如盲目跟风与电视文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节目克隆与文化的同质化的关系问题；对历史的戏说、对红色经典的歪曲改编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等等；多元文化格局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比例失调问题；频道资源、节目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黄金时间段各种电视文艺形态、内容的比重(如同一时间段各种电视剧的类型分析、各种栏目节目的比重)问题等等,都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利于重建中国文化生态的和谐。

第三种维度,从中西文化交流战略高度考察电视文艺对文化生态的责任问题。

与电视文艺相关的系列重要文化生态问题还包括：西方电视文化与中国电视文化的冲突问题；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视文化策略问题；中国电视文化与国家安全问题；对待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态度问题等等,包括从引进剧在国内文艺节目中的比重考察文化输入的生态状况问题；从出口的影视文艺作品的正负面影响考察文化输出的生态问题；对好莱坞影片“文化殖民”的警惕的问题等等。

中国当代电视文艺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洋媚外、轻视民族、民间文化的倾向,博厄斯关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www.xing528.com)

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29]一书中着重强调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种族、民族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一切人种构造都是一样的；各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并不是由于生理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所谓古典进化论者强调的进化序列实在是无稽之谈,世界上并没有文化的高低之分,将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更是荒唐可笑。博厄斯在书中一再强调,并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不论用哪一个外族的观点和价值体系去衡量都是不准确的,并不能真正理解该民族和其文化的内涵,相反还会给自己戴上有色的眼镜,用西方所谓发达的眼光去看待“落后”民族的方法更不可取,因为这只能导致西方人无节制的自我膨胀情绪。文化价值是不能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异族和它们的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与活动的,即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任何一种文化只能从该文化内部去研究和理解。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能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特别是知识界中应当加以更多关注的。尽管中国社会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但也应该看到,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在我国由来已久,并根深蒂固。

再如对于“高雅”与“通俗”我们也应该加以重新认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高雅,只是把那些时间与空间上有一定距离的、受众面相对比较小的、被人为打上了稀有的烙印的艺术视作是“高雅”的,比如歌剧、古典音乐、京剧等等,其实这些从当时当地来说,同样是“通俗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用这种二分法来将艺术分成三六九等,而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们,让艺术的花园百花齐放。

第四种维度,从文化生态资源保护看当代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新空间问题。

建立文化生态资源观念,并对这些资源有计划、有目的合理开采,不仅可以扩大节目资源,而且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作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中国具有着非常广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但是中国却很少《探索发现》和《国家地理》之类的大制作、优秀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和技术的问题。普遍缺乏文化资源的观念,缺少文化生态的观念,缺少对民族文化深入了解和认同,应该说是制约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严重瓶颈。

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台目前主要的“资源”是哪些：1.情感。一切动情的、煽情的、滥情的都是电视台的重要节目资源,包括《艺术人生》、《朋友》等电视栏目,《情深深雨濛濛》、《人鱼小姐》等各种机械复制时代的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爱情故事,《结婚十年》、《离婚女人》、《危情杜鹃》等各种婚姻家庭危机中复杂的情感故事等等成了电视的一大卖点。2.猎奇。一切奇怪的故事,戏说、刑侦、反腐等等都是节目的关注热点,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嫁接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关系,把曾经陌生的帝王将相的各种隐秘生活翻看个遍,犯罪题材与反腐题材也同样充分满足了观众的各种寻求刺激的猎奇心理。3.窥视。对明星的炒作、床上戏的火热,真人秀节目的火爆、PK台上赤裸裸的告白都激发了观众对于隐秘世界的兴趣。

这一切和我们重点关注的“文化”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等都相去甚远。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原生态民歌大赛”终于让电视人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民间的音乐资源,打破了学院派长期以来一统音乐文化主流的格局,电视节目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节目内容的逐步增多,应该说这是文化资源开发的比较成功的案例。电视台有必要更多进行此类文化资源的开发,这样电视文艺发展才会获得更多新的空间。

在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注意的是：在考察整个文化生态关系的时候,一般个案解读的比较少,重在“症候”分析,多数选择的是一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或者是在一组数据的对比分析中来考察动态的电视文化生态变迁和对日常文化生态的影响。

关于文化生态的考察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关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是国内电视文化批评一直以来重要的理论依据；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关注、博德利亚的电视批评、布尔迪厄的电视批评、波兹曼的媒介文化批评、丹尼尔·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我们应该进一步重点加以借鉴；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媒介生态学等相关理论方法我们应该加以有效吸收。除此而外,当代文化研究大家,法国当代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布尔迪厄关于文化的“场域理论”,反对一切二元对立,倡导多元化的文化取向,强调应该张扬文化相对主义等理论成果也应该在我们进行电视文艺文化生态问题研究时进行合理借鉴。

在我们反省我们目前的电视文化危机以及这种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媒介文化研究的意义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体现在那些壁垒森严的学术殿堂中,同时也体现在我们对文化现实的关怀之情中”。^[30]我们看到在目前国内的电视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逐步并深入加以运用到相关电视批评中来。如何借助于对本土文化的分析和思考,使外来的媒介、文化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获得本土的合理性成为当下媒介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从全球背景来说,中国是一个在后殖民处境中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重力量复杂地作用于媒介、文化,我们在分析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时候,显然会发现中国媒介文化是一个比西方国家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暧昧的文化空间”；中国的“大众”远远比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大众”所包含的意义要复杂,所有这一切,都使“大众”、“大众文化”、“大众媒介”、“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文化”、“文化工业”、“文化消费”、“文化认同”、“媒介专制”、“媒介民主”、“媒介多元化”等媒介文化研究的关键词面对着被创造性阐释和改造的必要性。“否则,当我们抽象地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来反观中国的大众传媒的时候,就会完全否定大众传媒在中国所具有的民主意义；当我们照搬西方的种族、性别、族裔、社群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国传媒的文化意义时,也会抹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当我们借用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理论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媒介文化的时候,也往往会陷入同样的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误区；当我们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肯定消费媒介文化的发展时,又很难看到中国消费文化对于中国目前改革现实的消极性社会作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