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二、电视文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考察电视文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从国内外媒介文化、媒介生态研究学者那里获得很多研究成果和理论资源,他们致力于从古至今的媒介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研究,总结出一系列的规律。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电视文艺与文化生态的关系很有启发,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电视文艺实践中更好把握定位。

媒介时代史学根据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将人类历史进展概念化为四个传播媒介时代：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周宪、许均在“文化与传播译丛”^[22]总序中对电子媒介导致的一系列新的现象做了这样的概括：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同时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23]

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研究学者的观点为：“媒介即讯息”,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电子媒介所改变的不只是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受到了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媒介的变迁不仅促进了传播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

电视文艺以电视这种电子媒介为传播载体,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考察它与文化生态的关系时就会有很多更加复杂的因素。

对此,有学者提到：“近20年来,中国电视文化在坚持民族走向、弘扬民族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栏目和节目的内容构成上还是形式上,都较好地处理了大众文化和提高性文化、外国文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在严肃艺术和民族艺术处于低谷,备受大众文化冲击时,电视特别给予关注,起到了扶持、协助和鼓舞民族艺术、严肃艺术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并非没有问题,忽视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视还未能把坚持电视文化的民族走向、弘扬民族文化上升到关系着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建设的高度上来。”^[24](www.xing528.com)

另一位学者则对商业化大潮中的电视文艺表示了这样的担心：与商业合谋的电视文艺,对其传播的“文艺”种类选择,常常局限于能够被商品化的一部分职业化舞台艺术,而将真正的民间艺术、大部分少数民族艺术、发展中国家与民族的艺术等排斥在外,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艺术话语权垄断。在多民族、多阶层文化的艺术话语多元并存的中国,电视文艺所着重传播的仅仅是其中少数部分,这样的结果是被排斥于传播之外的各民族和阶层,将因自己艺术文化传承的断裂,而被放逐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失去其文化的内部认同与自信,进而导致其社会与文化的解体,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丧失,将导致未来中国人的文化能力整体衰退,成为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25]

在计划与市场两股力量的张力下,随着电视传播面的扩大、频道之间激烈的竞争、电视传播观念的变化,电视文艺对文化生态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强化着某种文化形式,一方面建构着新的文化生态。主动“强化”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中自上而下的宣传、教化、喉舌功能,比如配合重大节日的晚会、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等等；无意中“建构”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各种东西南北风,如娱乐风、戏说风、青春偶像剧热等。目前来看,加强对于电视文艺市场的有效规范与引导,对于促进电视文艺健康良性发展非常迫切。

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值得重视。“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型。简而言之,即在整个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主导性的文化话语由20世纪80年代的严肃文化话语转型为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26]今天我们这里面临的却是主导文化(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以电视剧发展为例：在中国电视剧史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体现政府意志的主流文化电视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是表现知识分子历史反思精神的精英文化电视剧,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主流文化电视剧(如主旋律作品)、精英文化电视剧(如《围城》、《一地鸡毛》、《雍正王朝》等)与大众文化电视剧(如《还珠格格》)等则同时并存。还有一部分作品则体现了三种文化形态的有机融合,如《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牵手》——这应该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方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电视剧的不同文化表现,强化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27]

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电视文化环境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如果国家政府维持对于电视文化的强权式的管制,会削弱了民间的文化创新活力。同时如果片面地追求市场效益,会导致整体文化艺术品质的下降。至少目前电影放映市场依靠进口好莱坞大片实现行业利润目标,就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第二是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形成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情感倾斜,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更是如此。电视文化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经济的竞争。事实上,是文化的竞争。电视节目传达信息,其中包括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持续消费某种电视文化产品,自然建构起相应的文化认同。在即将到来的电视文化的战国时代,出现混杂的文化认同将不会是奇怪的或个别的现象。均质划一的文化意识形态,将更趋向于多元。但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利用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确立主流文化认同是极其必要的。这种主流文化认同,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权力所能建立的。我们今天看到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电视媒体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必要性。遗憾的是,这种文化建构,还处在相当粗糙的准交感文化的传播方式水平。这种文化宣传和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接受心理有相当的距离。新时代的文化认同必须是建立在公民自主意识的觉醒、理性反思能力的成熟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是一种多样化、开放性、广泛交流和充分宽容的文化精神复兴的自然结果。^[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