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一、文化生态的内涵与考察意义

地球上亿万种生物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互相依存的系统,多种多样的生物与物理环境交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调节着地球上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的生命经过近40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当人类文明的脚步跨入21世纪之时,物种多样性日趋减弱带来的危机也正向人类袭来。由于人类的活动,如大面积的森林采伐和农垦,生物资源的过分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等,加速了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统计研究表明,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自然界物种灭绝的速率为自然条件下的1000倍,是新物种形成速度的100万倍。物种的丧失减少着人类适应变化条件的选择余地,生物的减少,恶化着人类生存环境,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选择,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就是保护人类。

卡西尔(E. Cassirer)说“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哲学家们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创造。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电子媒体的兴起,加剧了文化的融合和汰变。文化生态同样存在物种减少的危机,文化多元化向来为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所倡导。如同倡导自然界的生物多元化一样,这本身即表明文化的多元性已经受到了威胁。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迅速扩张,造成了文化的同质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在传播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的适应性却使跨文化传播呈现出‘单向性’和‘同质化’的趋向,即：强势文化单向地流向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侵入和渗透下,不得不认同和接受强势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等,以适应强势文化主宰的社会系统,因而出现弱势文化的特质逐渐与强势文化趋同的现象。”^[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刻关注着世界文化发展,不断集合世界的学者研究世界文化发展中的最迫切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曾出版了著作《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其核心思想是,这个世界要有多种声音,要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特性,使这个世界多彩缤纷。20世纪90年代,根据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于1992年又成立了“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多次探讨,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我们的创造力的多样性》。文件提出：“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发展。”还认为：“文化不仅是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发展的目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目标：“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学会不让它导致文化间的冲突,而要它导致富于成果的共存与文化的和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要世界充满和平、充满友爱,要世界和睦相处,那么就必须保持这个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之共存与和睦共处。可以说,坚持文化的民族走向是世界的潮流,是进步人类的心声。

当今,人类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危机、核战威胁、文明滞差(culture- civilization lag)、时间加速等等。造成这种后果的不仅是工业革命,还与西方式的社会文化理念有密切的关联。这里所指的“西方式社会文化理念”不仅在西方社会发展,而且慢慢地传染到全世界,它至少有三个特点：强调竞争与征服；漠视和谐,不仅仅漠视跟自然的和谐,还漠视和其他社会、其他文化的和谐；无限制地利用物质,认为资源永远无限。这是最大的错误,工业革命只是这些观念比较特别的发展。

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哲学系沃杰霍夫斯基认为：“都是知识直接间接引起的后果。”在我们探讨“文化生态”问题的时候,他所创立的“知识生态学”(EOK,即Ecology of Knowledge)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20]

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又是知识的产物,当人创造了如沃杰霍夫斯基所说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实体”(body of knowledge)之际,他就同时创造了一个“自身也参与其中”的新的系统结构。人由生物、特别是由作为生物个体之集合的动物社会进化而来。作为社会动物,人的先祖原来生活在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其所不同于一般社会动物的,是因为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有一个人工的媒介。这个媒介,便是“知识”及“人工产物”。由于人类创造了“知识”及“人工产物”,人类便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自然——人工”的生态环境之中。人类与此“自然——人工”的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沃杰霍夫斯基称之为“人类生存系统”的整体结构。(www.xing528.com)

在沃杰霍夫斯基看来,生物进化不仅决定着非人生态的平衡性质,还决定着非人生态的相对静态性质。相反,文化进化或人文进化不仅决定着人类生态的不协和性,而且决定着人类生态的加速变迁。

“知识”,需要集体的通力合作,当今这种“合作”已经扩展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规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超级文明崛起的时代,“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特别是提供大规模世界范围内高速通讯方式的媒介为基础的。人类已经发展到真正在“族类”水平上相互依赖的地步。在当今,出现了一种超国界的力量,这种超国界的力量,正在把不同的文明以及不同的个人扯平。但是同时,又有一种与这种平均化力量抗衡的力量,这便是“主张文明多元”的力量与“尊重文明个性”的力量,就某种意义而言,以民族和国家为本位的“文明多元论”正在被“尊重个性”的呼声所取代,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从“相同的文明特性”的角度来划分那些具有瞬态性质的亚文明团体。在这个前提下,“文明滞差”所形成的文明模式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个性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人类是由个体以及从小至家庭到大至国家的各种不同等级的社会团体组成；因此与之相关的“价值体系”,首先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等级层次的系统。其次,在每一个不同的等级层次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

在个人的层次上,每个人都因先天、后天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其独特的个人价值观念,往往对于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态度和反应。“价值”因此而与“主观”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似乎是不断产生分歧而使舆论无法统一的主要障碍。但是,既然团体的存在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它就必须至少在一部分价值中保持一个统一的评估尺度以及对于个体不同价值观念的理解。因此,社会团体越大,就越需要一个能够沟通个体不同价值的共同价值尺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往日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滞差”,正在被“超级全球文明”与“独特个体选择”之间的张力所取代。正是这种全球规模的知识传播,使得人们得以能够选择更加多种多样的行为方式,也使得人们进一步地考虑个体行为在全球规模的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界随着全球性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进程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各种种族、宗教、文化族群也在维护其独特性的旗号下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地盘,与全球化趋势形成一种抗力。这些不同的族群希望恢复或保持传统社会的结构,坚守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且也是源于一种强烈的社会心理上的需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族群、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内部。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宗教、种族、文化上拥有自我认同性的族群正在为自己应有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为自己得到社会认可这样一种权利而顽强地抗争着,有关这一课题也成为当今西方社会中最复杂、最“易引入歧途”的一项政治议题。^[21]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近十多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与批判。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在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中认为：西方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作品、文化历史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新马克思主义者弗·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作为中国的文化传媒,面对着不断渗透和改型的事实,文化能否坚持民族走向,也就是坚持民族独立、民族自主的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