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交叉话语的阐释学视域介绍

三、学科交叉话语的阐释学视域

1.全球化：地球村与西化论

“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1980年代被提出的。迄至今日,它早已越出单纯的经济范围,而全面影响到科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等领域。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被认为明显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西方势力以经济和军事为后盾,进行世界范围的扩张；其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舞台上出演主角。“全球化”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

何谓全球化呢?学者杰·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整个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一直都在“全球化”。1990年代,这种大大加速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即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全球化。

当今,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语境,如何认识与积极应对,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探讨与争论。具体涉及全球化与西化、同质化、本土化等问题。

长时间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走向。作为对西化论的有力反驳,王岳川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论纲》^[50]中提出：“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四个层面：“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冲突化”。全球化有同质化的一面,但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全球化”和“本土化”二者之间有差异,也有冲突和融合；并进而提出“发现东方”,通过主动输出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思想。

今天全球化的进程是惊人的,在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要想保持完全独立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骆正林在《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51]一文中提到,全球化使各国的媒介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媒体资本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媒体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导致全球媒介生态的重构；跨国媒体集团垄断加剧,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强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和包围；媒体实力和地位的分化,威胁着落后国家媒体的生存问题。文中进一步提到“时代的变迁,让落后的媒体遭遇到了全球化的冲击,来自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消解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管理政策,逼迫全球媒体政策标准的统一化,以保证资本的收益。资本对市场规则统一的呼唤,和民族对文化侵略的抵抗,使媒体政策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尴尬。面对游戏规则单极化色彩的加强,民族国家非常注重本土的东西,然而全球化又是躲不过的东西,同时又确实能带来很多好处,因此民族政策与全球规则的协调非常痛苦。”^[52]

对于中国电视媒体来说,进入WTO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也体现于对电视文艺节目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加入WTO之后,和国际传媒巨头同台竞争的局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merican on line 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等这样的跨国传媒公司,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媒体领域已经或明或暗地闪现着外资的身影。可以预见,一旦中国传媒领域的外资合法化,我们就不得不和传媒巨头近距离较量。

我国电视文艺节目的最大优势在于资源的丰富性,但是这个巨大的资源迄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重视。一段时间以来,电视文艺在制作观念上还存在强烈的崇洋媚外倾向,比如面对国外电视娱乐节目,普遍存在的克隆与跟风现象,以及博彩热、真人秀热、娱乐风、日剧热、韩剧热,这些现象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但是过分和片面的发展就让人心生担忧；另外,对于本土文化和艺术资源重视不够,浅层开发的多,深度开掘不够,“滥采滥伐”现象严重,比如名噪一时的清宫戏、由戏说衍生出的胡编剧等。

除了观念的限制外,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缺乏,是限制中国电视文艺更上一层楼的最大瓶颈。目前,尽管中国电视从技术手段与人力资源上来看都不缺乏,但是电视台内部改革的滞后和制度创新的不足,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没有被有效整合。目前的中国电视改革正致力于改变这种面貌,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在展开之中。

总之,全球化的冲击带来了媒介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激烈改变,中国的电视业也将在应对中加速电视改革重新洗牌的进程。随着政策的放开,本土民间资本与国际资本的介入,国际市场的打开,国际间竞争的加剧,中国电视文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2.前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与后现代(生态文明)

如果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可以把人类文明类型的发展依次称为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将要到来的生态文明。^[53]

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很快便在欧洲大陆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运动,它至今仍在冲击着整个世界。从那以后,世界历史便从闭塞的农业社会迈入开放的工业社会,产生了人类史上一个新的文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有效地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前所未有地破坏和损害着自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工业文明中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海德格尔就开始对在工业文明中“部分人类中心”地位的探讨。他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对工业文明背景下人所处的主宰地位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部分人类中心论”在规定人性时,把人看成世界的中心,人可以随意地支配和破坏自然,导致对人的存在的威胁,“部分人类中心论”的错误在于不关心存在与人类的关系,甚至总是与这问题背道而驰,加剧了对人的存在的威胁。这表明他对工业文明的沉思中已产生了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就想把人类与一直被遗忘的存在问题联系起来.旨在破除部分人类中心论,建立人和世界、自然的新和谐关系,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可持续发展思路,但显然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核。^[54]

1970年代以来,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 1979 年)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认为技术生产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平衡,使人在自我意识、自为存在、主体性等方面受到了伤害,并成为单向的人——即人被全面异化了。法兰克福学派把海德格尔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推广到对“政治异化和经济异化”的批判。

二百多年的工业化运动,一方面迅速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过分强调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利益,并且是以高速掠夺自然资源、牺牲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激增和生态失衡等。更为严峻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本身就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正是上述技术悲观论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批判,为生态文明观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和价值观。生态文明观在理解人和自然关系时,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主张生产和生活活动要遵循生态学原理,克服技术异化,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明观是在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诞生的,生态文明是人类世界延续下去所必然选择的文明形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生态文明是信息时代的范型,是为了人类及其后代可持续发展,经过狩猎和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前两次选择后进行的又一次选择,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范式。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同,它是生态与信息相统一的复合文明模式,这一模式的探索过程,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生态文明观是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经反思而得出的一种新的文明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只有以生态文明观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实践,才能构成完整的并且能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所谓均衡发展,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雏形。^[55]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正是基于自然观的转变而发生的。要自觉地推动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

这首先是因为,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把自然理解为一部钟表似的机器,认为这部机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机械的；而对这部机器的总体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的。关于自然的这样一种机械模型为人们认识和控制自然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基础,但这种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自然观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对自然的内在复杂性的低估和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能力的高估,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家园的毁灭过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家园,它与人类没有任何精神意义上的联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有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导致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论,为工业文明时代广为流行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高扬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却忽视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错误地认为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方式就是征服和控制自然。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所以,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同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

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言的。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都包含着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www.xing528.com)

工业文明是一种秉持“人类中心”和“部分人类中心”价值观的文明。它以“人是自然的主人”为依据,依靠科学技术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无限度地索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并以大量的物质流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却无视后代的利益。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重新树立人的“物种”形象,把关心其他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项道德使命,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如果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那么,持续发展原则、公平原则和整体原则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56]

3.批评的时代：西方文论、中国文论与生态文论

研究电视文艺批评的相关问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既有的丰富的批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科学选择与化用,才能更好推进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目前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最主要的有西方古典与现代文论、中国古典文论、生态文论三方面的资源。

长时间以来,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西方文论一直唱着主角,因为从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上来看,我们的文艺批评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基本上还都是从西方文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学说中来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文艺批评”(Criticism Sci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一词源于西欧,迄至“五四”时期,“文艺批评”这一术语才从西方译介到中国,并一直沿用至今。

西方的文艺批评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在19世纪之前的古典主义时期,文艺观念基本上是“摹仿论”一元独尊的局面。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文艺的；在19世纪以后,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逐步强调作家的主体性。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批评的视角被广泛采用,文艺批评形成多元共生的局面。西方文艺批评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又开始了一种新的转向——即所谓文化转向,批评家的目光不再仅仅着眼于分裂状态的作者、读者、文本等要素的分析,而且投向了与文艺相关或不相关的文化大背景中,从而出现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种批评范式和多种批评话语共存的局面,形成了以下四种主要的批评视角与方法形态：^[57]

第一,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研究。如文艺社会学研究法、传记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研究法。

第二,作品本体研究。如符号学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和解构研究法。

第三,注重读者接受研究。如现象学研究法、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以及读者反应批评法。

第四,注重社会文化研究。从“世界”角度切入,文艺批评强调作品与外部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包括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美学文化批判法、后现代文艺美学研究法、女权主义文学研究法、解构主义文学研究法、新历史主义研究法等。

回顾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文艺批评却一直无缘汇入这个踊跃的局面^[58]。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和流派蜂拥而至,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译介和应用,使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了“方法年”和“观念年”。拉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诸理论,渐渐成为一种力量,几乎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对立之势。

西方艺术理论的运用,到20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转向,主要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被大量使用。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是以法国后现代哲学为理论源泉；而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则来自于以美国理论家杰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后现代批评在当今批评界已成显学,在影视界也不例外,而其中运用更多的,一是后殖民批评,二是第三世界批评。

西方文论的体系相对比较完整,发展脉络比较清楚,这是其在中国本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借鉴和引用之中转化的问题,在当代文学、影视等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生吞活剥西方现成文论的弊端非常明显。鉴于此,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上,有人提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重建中国文艺理论的批评话语。大量实践证明,这条路也不易走通。

生态文论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随着后现代时期生态哲学思想的渗透而逐步推进。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湛的思想,现代生态哲学的意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中国学者也积极尝试在二者的结合中,充分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推动文艺理论的建设,建立针对当下问题的有效的批评方法,同时也寻找到一条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道路。21世纪被称为生态世纪,全球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警醒人们高度关注地球生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态哲学思想对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很大启发,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很有可能藉此找到新的增长点。电视文艺批评理论也可以从中获得有力的理论支撑。

4.转型期：多元文化、知识经济、受众中心

在当前的学术界,与“转型期”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会问题研究无疑成了讨论的热点。“多元文化”、“知识经济”、“受众中心”等观念与“转型期”相伴随,形成了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新的文化形态,与之相关的其他关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娱乐经济等话题的探讨也在不断展开。

在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转型期”,特指社会发生重大和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阶层制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历史,从社会制度角度而言,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历史阶段；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则经历了农业社会、准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今天正在向信息化社会迈进。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迭,都意味着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转型,面临着思想的飞跃和文化的跟进,社会因此才获得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次巨大的转型。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所有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由个体经济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转型,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民众的生活和观念。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社会文化与经济都进入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迅速与深刻的转型时期。就全球而言,当代哲学家E.拉兹洛曾明确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我们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关头。我们正在向一种新的社会转变。……正在脱离建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走向在新的技术、新的威胁和新的机遇影响下出现的,相互联系并以信息为基础的全球社会的经济体制。”^[59]与这一世界性的“社会转变”相应,中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也开始了空前的结构转型。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结构转型比起发达国家更为复杂,它不仅需要把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必须在体制转型中直面拍岸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努力完成至今尚未实现的社会现代化理想。

中国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是在国内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中产生的,因而其规模与幅度都更大。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大潮汹涌而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社会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这种过渡带给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种变化涉及政治、经济、生活、思想、农村、城市各个范畴,体现出多元和全方位的特点。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经济的市场化,和(主流)文化的世俗化程度的加深。从文化的角度看,与社会转型相应的,是大众文化——一种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者、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从边缘走向主流。

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革相一致,中国电视文艺的创作观念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60]。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整个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主导性的文化话语,由20世纪80年代的严肃文化话语,转型为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世纪之交回眸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有很多感慨。我们看到,在各大大小小电视台、电视频道的激烈竞争中,中国电视文艺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观念与体制变革；在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知识经济、娱乐经济的时代,中国电视文艺的价值取向也正走向多元化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