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后现代、后现代性

一、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后现代、后现代性

现代化既是我们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与此相关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是“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孕育的直接的土壤,也是20世纪文化研究、包括电视文化研究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与语境。

1.现代化与现代性

在此,我们首先要了解“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的具体内涵。

所谓“现代”,按照后现代主义者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同理解,从历史时期上讲是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完成时期；换言之,“现代”概念的时间范畴,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从产生、发展而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20世纪40- 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或半工业化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33]

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特征的总和。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传统性,把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现代工业社会特点称为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现代性”通过新的技术,新的运输方式和交往方式,新的产品分配和消费形式,通过现代艺术和意识形态,而散布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普及初等教育等。

从16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上帝的死亡和人的凸现,是科学理性中心主义的形成。但是, 19世纪维多利亚女皇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两次世界大战除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坏之外,还使科学背上“帮凶”的罪名。人们在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了本能和传统的引导之后,又失去了对科学的信赖,失去了精神家园,由此产生了现代人的焦虑。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获得现代性,然而就在我们力图获得现代性之时,现代性在它的发源地却变成了一个问题。它被怀疑、拷问、批判,成为亟待超越的对象。《后现代科学》一书的作者们就认为：“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当作赞美之辞或当代的同义语,但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超越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现代性所意味着的生存逻辑造成了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中。”^[34]

2.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

“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詹姆逊在2002年7月28日在华东师大的演讲中提到应该“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同时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代,而是在进入一个晚期现代性时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经常不了解这一基本的问题,不承认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而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态度^[35],实际上,人们迟早会在超越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来超越现代主义呢?或者说,在超越现代主义之时,人类应当走向何处?回到前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有人提出我们只能走向后现代社会,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来超越现代主义(现代性)。

如何看待和对待“现代性”,这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采用对“后现代”的第一种理解,把后现代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断裂或决裂,是一种旧的东西的终结和新东西的来临。因此,他们对于“现代性”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给人民带来无数的苦难,工业化造成了对于农民、无产阶级和工匠的压迫,妇女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之外,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政策。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一整套惩罚的制度和实践,以及使它的统治方式和控制方式合法化的话语。现代性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使自由走向了压迫和统治。所以,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要求用新的价值和政治学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缺陷,呼唤新的范畴、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具有双关性,它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 modern)”是指“非现代”(not- modern),它要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可悲的倒退,传统价值、确实性和稳定性的丧失。在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post- modern)被理解为“高度现代”(hyper- modern),它依赖于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副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

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走向极致的反动,是理性走向极致的反动。在某些特征上,后现代性近似于复归前现代性——感性泛滥、价值朦胧与混乱,但它与前现代性有着质的区别,分别处于“正—反—合”的一段辩证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后现代是包含了现代性历程后的嬗变,后现代的合理内核在于其现代性的基因,在于对现代性的极端化的修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泾渭分明的历史分期,实际上往往是共时同行而又相互纠结的两条线索。^[36]

何传启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何传启, 1999)中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人类诞生到2100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等四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包括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过渡期等四个阶段,人类文明进程包括四个时代16个阶段；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文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加速性,知识时代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而是驿站,将来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现代化等。可以说,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困难(经典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也化解了后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困境(现代与后现代的时间矛盾),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3.后现代主义理论特点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文化概念,一般认为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但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潮流。^[37]它深受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倾向。后现代的批判目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它旨在将这种形而上学信仰体系捣毁。后现代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正是他们的思想和著述使后现代思潮迅速地传播开来。(www.xing528.com)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的变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也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最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旧质与新质交汇的发展,使人类历史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现代主义首先在欧洲大陆产生。美国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1973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产生于1960年代。20世纪下半叶,美国率先进入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服务性经济取代制造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取代企业主成为社会支柱阶层。大众化成为文化进程的主旋律,以消费为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对理性和精英崇拜展开极大的挑战。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对话机会。后现代主义思想呼啸而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变革：计算机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真实和虚幻的界限,人工智慧的设想挑战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人类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张扬过,世界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全球社会文化现象逐渐由一元转变为多元形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变化无不表明了世界格局趋向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反对实质化”、“去中心”、“不确定性”、“反整体性”、“零散性”等术语,无不体现了这种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影响。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化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危机的思索与批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来自于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生存危机的反思。当今人们面临着各种生存危机,从空气、水域、噪音、光等的污染,到绿化面积减少、沙漠扩张、核能危机,地球温室效应等,使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产生不安。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给社会带来了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以至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片面的、夸张的看法,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社会、人类所有的问题。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并且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对技术理性的怀疑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思考主题,以对技术理性及其实践结果的怀疑和否定为观念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38]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相差很大,但他们都对现代性持批评态度。后现代主义思想反对同一,推崇差异,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立场等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要把他们进行归类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有时为了使研究更明晰,叙述更清楚,又不得不作这样一种划分。如果以正、负价值态度的两分法进行分类,根据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学术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解构性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怀疑性和肯定性后现代主义,或者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等几对范畴。大卫·格里芬在其《后现代科学》中就曾把后现代主义分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两种。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建设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等；其代表人物有罗蒂、大卫·格里芬等。^[39]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信,现代世界已经取得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点而抛弃这些进步,现代性可以而且必须被超越。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

肯定论后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时代持有一种乐观的观点,他们欢迎变化,欢迎积极的政治活动,提倡多元主义和宽容,支持和平运动、生态与环保、女权主义、绿色政治等一系列新运动。

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把后现代作为一个新发展时段,然后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扬弃。它承认现代性的进步性,同时对现代性的危害性进行揭露和批判；它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探索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的途径。

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反对任何假定的“惟一中心”、“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大写的人”、“等级结构”、“单一视觉”、“惟一正确解释”、“一元论方法”以及“连续性历史”,志在摧毁传统的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

值得我们关注的与“后现代”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所谓“后现代化理论”。

后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集合。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产生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 1973年正式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发达工业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1997年,美国学者殷格哈特(Inglehart)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等著作问世,书中把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把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现代化。后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还包括政治、经济、性和家庭、宗教观念等的深刻变化,如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从现代价值到后现代价值、从生存价值到幸福价值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

4.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及电视文化的关系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文化土壤之中,那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与中国迥然不同。西方一些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明确表示,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看到很多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和应该批判的东西,在中国则是刚刚(或即将)出现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确实,追赶西半球的时髦,摹仿另一种生活的精神定位,显然属于对历史的误解和对时代理解的错位。^[40]

作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状况比较复杂,中国学者普遍不赞成将西方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生吞活剥用于中国,呼唤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寻找对策。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阐释中国的符号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视角。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力量已经式微,而中国的现代性正值壮年,同时后现代性在大众消费、思想文化和娱乐休闲等领域悄然兴起。二者的矛盾共生彰显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在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舞台上,后现代性已捷足先登,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矛盾的反映,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特征的必然结果。^[41]

另外,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何传启认为第二次现代化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知识革命和信息革命发生之时,此时发达工业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于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经典现代化和新现代化的双重压力。^[42]在发达国家,第二次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探索新现代化的途径,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等各个方面,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非物质文明的转变。例如,政治国际化和平权化、经济知识化和全球化、社会网络化和创新化、文化自然化和多样化、普及高等教育和提倡终身学习等；在发展中国家,第二次现代化的重点目标是：在加速经典现代化(如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理性化和普及初中等教育)的同时,学习和引进新现代化,推动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创新化进程,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等。

电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的现代性与整个社会中体现的宏观的现代性密切相关。电视的现代性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是电视现代性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及电视文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标志。电视以其通俗性与声画纷呈的优势,沟通了最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历史上因为种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垄断与文化隔绝被打破,电视促进了文化民主,使文化生活成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内容,促进了人的现代化。^[43]但是中国电视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实践到理论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对于中国来说,原本就是个舶来品,经过了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至今仍然在克隆与创新,在文化殖民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中寻求自己合适的定位；从电视理论的发展来说,对于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将“电视就是娱乐”,“一切要以受众”为中心等等原则当作制胜法宝,片面加以放大、宣扬、教条运用,使得中国的电视唯收视率是求,一味讨好观众,结果无视文化品位、艺术规律,在面对市场与观众的时候,还是败下阵来。所以在当前,如何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真正读懂市场规律,了解观众真正的心理需求,真正做到将中国电视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让中国电视在促进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正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