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成果的介绍

四、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目前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媒介生态”的研究课题,已经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媒介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 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27]。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传播学者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28]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中使用“传播生态”的概念,则试图具体地“揭示信息技术(IT)、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交织和融合”。在阿什德看来,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至少由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三个维度构成。这样的传播生态不是作为一种物理性的事物而存在,而是一个流动的结构,是一种发展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框架；框架内的信息技术按传播范式所决定的目的而得到运用,把更多的社会行为纳入大众所理解的传播范式之中,并去塑造这些社会行为。^[29]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包括对文字和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等问题的研究。^[30]尽管国外的媒介生态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主要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而在对“媒介生态”概念内涵的具体理解上并不一致。国内外的传媒生态研究在目的、方法和研究领域,乃至在对“媒介生态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理解与学科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31](www.xing528.com)

结合国内外对于“媒介生态”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崔保国作了这样的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并把媒介生态学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32]

国内传播学者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在电视文艺研究领域应该从前面提到的两大部类充分借鉴和吸收。大众传媒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电视是大众传媒中更小的分支系统,关于电视生态的研究目前还在初级阶段。引进“生态”观念与方法,参照媒介生态学的现有研究成果,立足理论创新进行电视生态研究,这也是当代电视研究的迫切需求。在有机关联的生态系统中,研究电视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以及电视与人的关系,将对当代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