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要求我们以生态思维方式来重审电视

三、时代要求我们以生态思维方式来重审电视

引入“生态”观念重审电视,我们会获得一种对于电视全新的认知。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学术时髦,更是出于思维方式的突破。众所周知, 20世纪末90年代以来,生态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门“超级显学”。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使新的生物学原则进一步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效用,生态学已经越出原先的“科学”的范畴,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生根开花。“它既大量充当自然科学的词根,又不断浓缩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前缀,前呼后拥,蔚为壮观。用生态学做前缀的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生态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9]比利时生态学家P·丘文奥在《生物圈与人在生物圈中的位置》一书中认为：生态学是一种现实,一种特殊的方法,就这方面来说,其研究范围涉及生命和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生态学的研究为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10]。

在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生态”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从生态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生态学自身同其他学科不断相互渗透与相互交叉的过程,它经历了从单一的自然科学向社会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过程。在电视研究的领域,“生态”一词也逐渐介入并在不同层面渗透。借助生态学研究中种族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的现有成果,通过对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类型,以及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的了解；对食物链、生态位、营养级、生态金字塔、生态效率、生态平衡的基本概念的借用,将生态学研究的系列方法运用到电视相关研究中来,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电视研究将会获得一个新的视角。

新时期“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化要求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生态系统整体性来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强调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从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态中心主义”；实现从牛顿——笛卡尔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按照笛卡尔模式,传统科学研究把统一的世界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进行研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把人和社会的因素抽象掉；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把自然因素抽象掉。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下面又分化出无数的专门学科,分别研究世界的部件。对于电视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电视生产本身分工的细密化,造成电视人才的培养更注重“零件”,从主持人、摄像、化妆师、美工、录音、编导、剪辑,最终造成电视研究者的目光很容易停留在某一局部,放大其中的一个元素,其后果不但可能导致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而且丧失了对于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价值立场的总体判断兴趣与判断能力。(www.xing528.com)

人类现代化在取得可观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电子媒体既是现代化的成果也对这两种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大概没有什么媒体能像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体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力了。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Eric Mc Luhan)在《理解媒介》^[11]中首先提出“地球村”这一概念,并认为媒介正在使我们的社会重新部落化。有人将电视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因为它在传播信息和知识、开启人类心智、影响现实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博德利亚认为,媒体具有“敞开”和“遮蔽”二重性,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我们越来越依赖电视,甚至从量上认为世界就是电视告诉我们的那么多,从质上习惯于把电视的话语方式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语言方式。我们看到,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只要能够接收到电视,人们的话语方式都是趋向于与电视主流话语方式相一致。因此有些学者忧心忡忡地警示：我们社会潜在的危险不再是生物克隆人,而是文化克隆人。

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大领域的丰富成果为我们将“生态”引入到电视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电视领域快速发展涌现的错综繁杂的各种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维方式加以剖析解读,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与“电视”的结缘成了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必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