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外人”并依律拟断的司法模式
到了明代,关于“化外人”的律文发生了变化。明律本条的条目为“化外人有犯”,该条规定：“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108]即,条目从唐律的“相犯”改为“有犯”,内容不再像唐律那样分为同类和异类,凡涉及“化外人”,一律依照明律的规定处理。沈家本注释此条时说：“此条本《唐律》。唯唐律有同类、异类之分,明删之,则同类相犯亦以法律论矣。”[109]与《唐律》相比,明代的规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属人管辖和属地管辖相结合的原则转向了无限制的属地管辖原则。[110]
对于这样的变化,洪武时,何广著的《律解辨疑》这样解释：“化外人犯罪,谓胡俗之种,外番夷狄之人。若东夷、西戎之两相犯罪,两种之人习俗各异,夷狄之法各有不同,不可以其胡种之法断罪,还以中华之政决之。如蒙古人、色目人本类自相嫁娶,依中原之律科之。故云,并依律拟断。”[111]此说界定“化外人”为“胡俗之种,外番夷狄之人”,具体的外延则没有界定,只是在后面的例子中列举了东夷、西戎、蒙古人和色目人。
天顺时,张楷著的《律条疏议》解释道：“化外谓外夷来降之人及收捕夷寇散处天下者。”[112]
正德时,胡琼著的《大明律集解》解释说：“凡土官、士吏、化外夷人有犯,与中国一例拟断。”此说界定了“化外人”的外延,即“土官、士吏、化外夷人”[113]。
嘉靖时,《大明律疏附例》一书认为：“化外人,如蒙古人、色目人及土夷散处中国者;若四方来廷远人、犯边番寇皆是。”[114]此说列举了五种“化外人”：蒙古人、色目人、土夷、来廷远人和番寇。
万历时,杨简著的《明律集解》解释为：“言此等人,原非我族类,归附即王民,如犯轻重罪名,询问明白,并依常律拟断,示王者无外也。”[115]此说认为“化外人”为原非我族类而后归附者。
明律没有官方的注解,上述的这些解释都是私家解释,虽然有些作者具有官方身份,但并不能说哪种解释绝对准确。不过通过这些解释,大概可以看出“化外人”这一概念的外延在明代包括：土官土民、蒙古人、色目人、来廷远人和番寇。
其中的土官土民是指中央政府在延边地区设置的地方政府官员和民众。土官是“以州府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文武相维,比于中土也”[116]。土民是在这些官吏管理之下的民众。在华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是元朝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人已经属于明王朝的子民。本章主要从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出发,探讨中外交往中的司法问题,所以并不探讨涉及这类人案件的司法问题。剩余的来廷远人和番寇,当时通常用一个更为上位的概念“夷人”统称之。
虽然律文规定“并依律拟断”,但在后来出现的《问刑条例》中,情况并不如此：
1.弘治《问刑条例》一款规定：
在京在外军民人等,与朝贡夷人私通往来,投托管顾,拨置害人,因而透露事情者,俱问发边卫充军。军职有犯,调边卫带俸差操;通事并伴送人等,系军职者,从军职之制,系文职有脏者,革职为民。[117]
嘉靖《问刑条例》该款同此[118],万历《问刑条例》该款,将文职下“有脏”二字删去。[119]王肯堂《大明律例笺释》解释为：“旧例,文职下有‘有脏’二字。近议：此等情本重,不必论脏之有无,今删改加上;然有脏者,还尽坐赃,论追本法,然后引例。”
2.弘治《问刑条例》又一款规定：
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
嘉靖及万历《问刑条例》该款与此相同。
3.弘治《问刑条例》又一款规定：
弘治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节该钦奉圣旨：迤北小王子等,差使臣人等赴京朝贡,官员军民人等与他交易,止许光素紵绢布衣等物;不许将一应兵器并违禁铜铁等物。敢有违犯的,都拿来处以极刑。钦此。[120]
嘉靖和万历《问刑条例》与此相同。[121]
4.弘治《问刑条例》又一款规定：
凡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122](https://www.xing528.com)
嘉靖《问刑条例》该款与此相同。万历《问刑条例》该款,在“夷人”二字之上,加“进贡”二字;又改“各斩”为“斩”[123]。王肯堂对此解释为：“旧例无‘进贡’二字,又比律各斩,仍将为首枭首,似太重,今改,方与成化十一年兵部题准例□协。”[124]
5.弘治《问刑条例》又一款规定：
凡夷人朝贡到京,会同馆开市五日,各铺行人等将不系违禁之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除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性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
这一条的规定,为嘉靖《问刑条例》所延续。万历《问刑条例》对此略有改动,把“若各夷故违”改为“若不依期日及引诱夷”,把“私货入官”改作“私货各入官”,把“未给赏者,量为递减”改为“铺行人等照前枷号”。对此,王肯堂解释为：“旧例有云：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近议：潜入人家,必系铺引诱引,自应并罪,况货入官,又复减赏,无乃太重乎?今删改。”[125]
6.嘉靖《问刑条例》一款规定：
凡兴贩私茶,潜往边境,与番夷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连知情歇家牙保俱发烟瘴地面充军。其在西宁、甘肃、河州、洮州贩卖者,虽不入番,一百斤以上,发附近;三百斤以上;发边卫,各充军;不及前数者,依律拟断,仍枷号两个月。军官、将军纵容弟男、子侄人等兴贩,及守备、把关、巡捕等官知情故纵者,各降一级,原卫所带俸差操;失觉察者,照常发落。若守备、把关、巡捕等官自行兴贩私茶通番者,发边卫;在西宁、甘肃、洮河贩卖至三百斤以上者,发附近,各充军。[126]
万历《问刑条例》该款,在“洮州”下增“四川、雅州”四字,在“军官、将军纵容弟男、子侄”下增“家人军伴”四字。[127]王肯堂解释为：“旧例不及四川雅州,亦无家人军伴字面,今增。”[128]
7.嘉靖《问刑条例》又一款规定：
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若打造违式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处斩,仍枭首示众。[129]
万历《问刑条例》该款,自“若打造违式海船”以下,均予以删除。[130]王肯堂解释为：“旧例有造船卖与夷人一款,今删附下条。”[131]
这七款规定[132],都涉及夷人尤其是朝贡使臣犯罪问题。但是,具体对于夷人的司法处置,只有上述第5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其余各款,只规定了对国内民众的处置。然而这仅有的一款规定,后来的万历《问刑条例》居然予以删除。从当时订立条例的原始案例中,可以看出事情的原委。
1.“各处军民人等交通进贡往来外夷,并投托拨置害人者,俱发边卫充军”例：
成化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右都御史戴等题,为略买人口、兴贩私盐事。广西道呈刑科抄出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左都御史张奏,据直隶淮安府问得犯人贾兴儿,招系南京沈阳左卫前所军充快船小甲,成化十六年正月内,有暹罗国使臣奈赖捧沙,带领通事人等奈孛思利等四十余人,进贡黑象宝物,来到广东地方。有数内火长李王老为因无人使唤、雇到广州东莞县千户所百户王胜义男王进才使唤。本年六月初三日,行至南京,又雇到徐州府家人朱成,俱各不合越关跟伊赴京。本年七月初四日,南京兵部差拨兴儿、南京府军左等卫小甲孙佐等,快船装载花草,赴京交割回还。闻知奈赖捧沙等事毕回还,兵部摘拨南京旗手等卫小甲唐清等快船四只装送彼。有孙佐商同兴儿等一十九名,要得倚势沿途讨要人夫钱物;各不和潜投奈赖捧沙等,分装行李等物,影射同行。本年十月初二日,回至地名直沽,因见彼处盐贱,各人不合诱哄奈赖捧沙等出备本银,买装私盐;替伊沿途货卖,觅利分用。本月内,回至济宁等处地方,有缺食人民各将幼男小女鬻卖。奈赖捧沙等要买使用,在地人民嫌夷人不肯成交;各将银两托付兴儿等,各不合依听出名,假称乞养过房名目,买到男女王收儿等共三十二名口,俱与各夷,改换番名,为奴使唤。又有江宁县寄籍回回人张哈三、徐州民马钢,各不合自号光棍名色,陆续投跟奈赖捧沙使唤。本年十一月初六日,行至宿迁县守冻间。本月初七日,孙佐引领奈赖捧沙上岸,到于不知名人店内买酒吃饮。有卖酒人讨要酒钱,无与;奈赖捧沙嗔怪,用刀将脸耳砍伤。后到桃源县,节次上岸,恃强砍伐沿河官载柳树及搬抢军民堆积草束烧用。成化十七年正月初二日,经过淮安,致仕同船军余刘能将情具状,赴巡抚张都御史处告发。有礼部原差押送行人林则方,亦将兴儿等兴贩私盐、收买人口等项违法事情具呈。张都御史行委淮安府卫同知孟林等公同行人林则方亲诣各船,[将]原买男女、私盐,通行查拘,盘送在官,连人札发淮安府。兴见问拟备招,申报前来。又据本府申蒙总军官平江伯陈锐批,据巡捕指挥管瓒呈称,成化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在于本府西门河下,见有一起苏门嗒刺进贡回还夷人船内,买有人口;随即上船,盘获男女朱【
】儿等九名;各称在于临清等处,被夷人收买,在船使唤。连人具呈,批本府查将在官银两,照数给还夷人,赎取男女在官等因……据此会同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锐议得：暹罗、苏门喀喇二国,俱在数万里之外。彼中国王各备方物,潜人进贡;其敬顺朝廷之心,固可嘉尚。伏蒙皇上特赐优容,劳以筵席、下程,赏以金银、缎帛、冠带、衣服;沿途往回,官给船只、廪给;各潜行人官护送待宴出境。其怀柔远人之意,已为过厚。奈何通事夷人不知感激……诚恐日后各番仿效相承,贩卖不已,非惟贻累后来,抑且有伤国体。除拘各起通事带领夷人奈孛思利等到官,谕以朝廷恩威厉害,另给下程等项慰劳,并将拘去男女人口查支官钱,照依原价给还各夷收领,赎回人口,给予口粮,差人送发各该原籍官司,给亲收领完聚,并将问过人犯贾兴儿等发落外,乞敕该部计议,请敕开谕诸国：今后差人进贡,务要选择谙晓大体、持守[礼]法通事番人。每起一二人、量带夷伴,省令安分往回,勉循以小事大之体;仍行各该都布按三司,验其方物多寡,定与夷人名数;仍差的当官,伴送来京;多余之人,俱令在彼伺候,进贡毕日,一体抚遣回还。并彼处沿途地方巡按御史,严加体审,但有前项投托受雇之人,交通夷人在船,即为擒拿禁治。若各夷原带军器弓弩之类,俱收在彼;候使臣回日,给还收领。仍乞敕都察院通行出榜晓谕,严加禁约：今后各处军民人等,但有似前交通外夷,投托使唤、拨置害人者,从重定与罪例。若伴送行人等官,不行禁治,容令违法作弊者,一体究治。仍将今次招出投跟之人老刘等,行移各该巡按御史查据追问重罪。庶得法令昭明,人知警惧,大体不亏,外患自息等因。具本。该本院右都御史戴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都察院知道。钦此。钦遵……看得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左副都御史张(某),镇守淮安漕运总兵官平伯陈锐各奏称,暹罗、苏门喀喇二国通事夷人夹带快船装载私盐、收买人口等情……肆无忌惮,有伤国体。奏乞该部计议……一节,诚为有理。拟合通行出榜晓谕禁约,欲行引各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着落各该都布按三司,今后各处夷人进贡,务要看验方物多寡,照依礼部奏准事例,每起夷人止许量送五、七名,不过十五名赴京。其余夷人,除乌思藏等处陆路接近,照例省谕回还,听候给赏,其暹罗等国,海洋隔涉,暂留在彼等候;原带军器什物官为收贮,听候使臣回日,抚遣给赏。其有巡抚去处,备咨巡抚官,如无巡抚去处,就仰巡按御史各出榜,通行晓谕各处军民人等,不许与各夷交通来往,投托管顾,拨置害人。敢有故违,照依兵部奏准事例,正犯俱发边卫充军。其通事头目夷伴来往之间,悉听伴送官并押送行人等官约束;不许似前生事,扰害人民。如违,及传送、押运官员不行钤束,在内听锦衣卫官校缉访参究;在外听巡抚、巡按并所在官司拿问;中间应参奏者,奏请提问。如此,则国法昭彰,人知惊惧。具题。次日,奉圣旨：是。钦此。[133]
这就是制定前面所引的弘治《问刑条例》中“在京在外官民”这一款的依据,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已为过厚”,但是暹罗国使臣奈赖捧沙、通事奈孛思利等人“不知感激,公然夹带船只,装载私盐;沿途收买人口,改名为奴,奸淫污辱;又倚外夷名目,吃酒撒泼,刀伤平人;砍伐官树,抢民柴草;多带兵器,争夺洪闸,阻当官民船只;其沿途经过驿递,分外强要酒食供给,稍有不从,辄便凌辱官吏,殴打水夫”,这样的违法行为,按照“并依律拟断”的规定,应该追究其罪责。然而看遍全文,没有看到如何追究使臣责任的说法,只是令“通事带领夷人奈孛思利等到官,谕以朝廷恩威厉害”,而对于“投作各夷家人”、“沿途拨置害人”和“隐情投托,装载私货,教唆夷人兴贩私盐、略买人口,诓骗财物”的本国臣民则捉拿问罪。整个案件中最重要的人物奈赖捧沙,并没有被追究罪责。事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左副都御史张某奏请、都察院右都御史戴某覆准的预防和应对今后类似情形的措施中,也没有涉及夷人犯罪时具体如何处理的规定。
2.“禁约交通夷人,私自买卖”例：
弘治三年二月十五日,礼部尚书耿(裕)等题为夷情事。该哈密卫指挥同知火只阿力奏：奴婢自远路照例进马,多受辛苦……曾带银鼠皮四百六十张,作价银八十五两,又缎子十四匹,被人诓去,说四月□付还。这林顺、林广哄他(?)是叔伯兄弟,同居住,同吃饭。如今他每逃走了,都有亲戚作保……奴婢每艰难……乞追还与奴婢每回去等因。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查得本部奏准见行事例：凡迤西夷人到京给赏后,本部题过出给告示于会同馆,开市五日,惧要见钱,不许赊卖;敢有赊买,故意拖延,致使夷人不得依期起程者,拿送法司从重问拟;仍于馆前枷号示众。如各夷故违,潜自赊买与人,后告诉不与追给。又查得弘治二年五月内,因迤西夷人伙只给辛等收买食茶箭茶等件,该会同馆举呈到部。本部为照迤西进贡夷人,多系累次赴京进贡,熟于买卖,得利久惯。沿途则伴送人员人单力薄,不能禁制;私下广为交易。幸而不发,安生取利;设或事发,不过将通事馆夫伴送并本管官吏参提问罪;夷人止是行移大通事省谕而已。其人即不治罪,其货复又给价。罪徒坐于华人,私无亏于夷使。私买之弊,何由而止。议得：今次盘出伙者哈幸马里麻等食茶箭竹,合无俱照潼关盘检事例,通行入官,不与价值;茶斤送光禄寺,箭竹送工部,俱作数充用。仍行大通事晓谕在馆夷人,务要遵守国法,不许仍蹈前非。如有故违禁例,私买货物,事发,私货照例入官。夷人未给赏者,就将赏赐量为递减;已给赏者,通行管边官员,后次各夷进贡,不许曾经违法犯之人起送赴京;如有朦胧其送者,本部审验得出,就将守边验放官员参奏治罪,仍将使臣赏赐减去。奉圣旨：是。钦此……今本爵又奉前因,合无再行申明禁约。今后,夷人到馆,不系开市之日,不许一应人员及在京久住回达人等私与往来,勾引交易。违者,悉照节次奏钦依事理,参究治罪。奉圣旨：准议。钦此。[134]
这就是制定前面所引的弘治《问刑条例》中“凡夷人朝觐到京”这一款的依据,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对于违反朝廷法律的进贡夷人,除了“行移大通事省谕”之外,“其人即不治罪,其货复又给价。罪徒坐于华人,私无亏于夷使”。这样一来,朝贡的使臣越发有恃无恐,“私下广为交易”,结果只是“将通事馆夫伴送并本管官吏参提问罪;夷人止是行移大通事省谕而已”。
在这里,对进贡夷人规定的处罚措施就是：“凡迤西夷人到京给赏后,本部题过出给告示于会同馆,开市五日,惧要见钱,不许赊卖;敢有赊买,故意拖延,致使夷人不得依期起程者,拿送法司从重问拟;仍于馆前枷号示众。如各夷故违,潜自赊买与人,后告诉不与追给。”但是在正式编制《问刑条例》的时候,这一规定却没有编入。
可以看出,大明律中“凡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的规定,在后来的《问刑条例》中,有所变化。尤其对于来华朝贡的使臣,即使他们有依律应该追究罪责的行为,也不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行移大通事省谕”,也就是进行批评教育。
明朝为什么要这样优待朝贡使臣呢?从第一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答案：这样做可以“法令昭明,人知警惧,大体不亏,外患自息”。可见,当时统治者是从国家形象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通过“怀柔远人”的对外措施来达到“大体不亏”的目的,并认为这样就能够“消除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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