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国家观：文化胜过民族

二、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观念

在上述宇宙观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对于国家的概念也有着自己的特征。在传统观念中,“国”这一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指各个诸侯国,如齐、楚、燕、韩、赵、魏、秦之类,在秦之后指的则是各个朝代。《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和“天下”这两个概念和现在大致相同,但是,“国”所指的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民族国家。^[2]梁启超认为：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3]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之类的朝代观念,没有自己的国家观念,甚至连自己的国名都没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中国是否一国家”,来讨论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形态。在进行了仔细的探讨之后,梁先生得出结论说,“中国不像国家”^[4]。

既然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没有西方17、18世纪兴起的那种民族国家观念,那么,是什么维系着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延续,使得它不像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一样成为过眼烟云呢?经历了明清朝代变更的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5]也就是说,古人有着自己的朝代认同和文化认同,朝代的更替是亡国,文化的丧失则是亡天下。在此,顾炎武还区分了两种责任,那就是,保证朝代兴盛的责任主要在统治者,而维护文化传统的责任则人人有之。由此来说,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相对应,古代中国人所持的国家观念大致就是一种文化国家观,也就是说,古人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不局限于一个种族建立一个国家,或者相近的种族建立一个国家,只要这个朝廷尊奉中华文化,民众就会认可这个政权。可见,虽然古代中国不是一种民族国家,但能够称得上是一种文化国家,即古代中国不是建立在民族观念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文化观念之上的。(www.xing528.com)

依照现代国际公法的一般观念,构成国家的要素主要有四个,即固定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其中,主权是区分国家和它的地方单位或者成员的根本标志,至于居民数量的多少、领土面积的大小、边界是否完全正式划定以及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对一个国家的形成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6]而古代中国没有主权观念,人们的观念中只存在王权观念。中国古代的王权是对内最高、对外也最高的,正所谓“王者无外”。这与现代的主权观念大相径庭。现代的主权被认为是对内最高、对外平等的。两者相比较,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王权是一种“超主权”,古代中国是一个超主权国家。

说到底,古代中国人只认同王朝这一概念,而且在王朝之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没有形成一个个严格区分的民族,当然,更没有那种近代从西方传进来的“民族国家”观念,也没有那种对内最高、对外平等的主权观念。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然而“在古为橘,在今为枳”。

无论国家形态如何,国与国之间都要交往,国际关系在古代同样存在。比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国际关系。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也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7]匈奴地处河套一带,这一带已入现在版图之内,当时匈奴则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在后来的三国之间、南北朝各并立国之间、宋金西夏之间、清和沙俄之间就是一种国与国的关系。只是在这种关系中,天平有时会倾斜于某一方。当然这也正常,现代的民族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