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争斗与融合：中国宗教竞争史

二、佛教与儒教的争论及解决

儒学是一个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派,其创始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虽然,该学派在先秦及秦代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但是,其标榜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以德礼为根本的治国方略,终于在西汉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此,确立了其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正统地位。但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受到了来自印度的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于是,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五百多年的儒、佛争斗与融合。

第一场争论发生在东晋,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沙门要不要向王者跪拜。根据佛教徒的宗教传统和礼仪,他们只拜佛祖,不拜任何其他世俗之人。换句话说,即使亲如父母者,尊如帝王者,也不跪拜。但是,在封建社会,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遇见君主都要行跪拜之礼。这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跪拜之礼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庾冰、何充是东晋的两位名臣。两人对佛教的立场尖锐对立：庾冰反佛,何充崇佛。庾冰主张僧尼也应该严守中国名教、礼仪,应忠君孝父,而何充则主张应利用佛教教义,维护王权,不应过分苛求佛教徒。为了获得奉儒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封建国家的支持,慧远支持佛教徒要尽忠尽孝。在慧远对佛教经义作出新解之后,执掌东晋国事的桓玄放弃了沙门跪拜王者的要求。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双方妥协共处的愿望和要求。与传统礼教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僧尼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佛教信仰者,“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79]。

第二场争论发生在刘宋、齐梁时期,主要围绕神灭还是不灭而展开。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教与佛教的异同,但是其论点和佛理相去甚远,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大为赞赏,并让宗炳评判。宗炳复书,驳斥了慧琳的观点。在与何承天辩难过程中,他又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倡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80]何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81]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认为：“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82]这样的辩论前后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以神灭或不灭为核心。齐末,范缜又作《神灭论》,主张：“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83]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范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关于神灭不灭的论争。(www.xing528.com)

上述论争,双方是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下进行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亲自参与。结果表明,在当时的背景下,儒教与佛教不仅同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所必需,而且,二者能够和平相处。即使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也不必上升到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竞争状态。另外,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道教自东汉顺帝、桓帝之际产生,经历了从民间走向上层统治集团,并主动与儒教整合,又走向民间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同时,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如果说开始它和儒教还不那么融洽的话,最终它认识到要在以儒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中占据一席之地,和儒教必要的妥协、整合是必须的。否则,它永远摆脱不了受迫害、被驱逐的命运。

需要指出的是,同为中国本土信仰和学说的道教与儒教也有斗争和竞争,道教在起源阶段,也受到儒家正统学说的严厉批评。但是,经过长期的争论与实际政治斗争的洗礼,道教领袖意识到要在儒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谋得生存之地,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挑战儒教的统治地位,而是道教本身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转变,特别是对它所“采取的与主流社会和话语权力的对抗姿态”作出改变。^[84]否则,将会给道教在社会上的公开存在带来灭顶之灾。事实上,那些来自巫觋方士的道教传统,曾让道教屡受抨击和指责。例如,五道米教尚存在原始巫教血亲复仇、诛除异己、互相虐杀的陋习。孙恩、卢循起义曾利用早期道教的这一特点,反抗东晋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如“烧仓廪,焚邑室,刊木堙井,掳掠财货”,“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示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85],等等,虽然短期之内,对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使五斗米教受到重创,失去了宗教的感召力,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批判和责难。儒家学说对道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宣扬巫术、迷信思想,与政府对立等。佛教批评其教义虚幻、荒诞。因此,道教为了在逆境中求得生存,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教法戒律宗教仪式方面,剔除原始五斗米教中落后、芜杂的东西,进行完善提高,使其成为正规的宗教;另一方面,摒弃那些应劫起事、反抗当局者统治的伪法,增加忠孝节义的内容。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和编纂来完成的。其中,有两个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东晋的葛洪,反对邪妖淫祀,主张严肃的士族神仙道教;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寇谦之,主张恢复道统,反对伪法。经过葛、寇改造后的道教教义,与原始道教的神秘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诸如太上老君降世、君权神授等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势力快速扩张的一个时期,特别是佛教教义博大精深的思辨特征,对士大夫产生了强有力的吸引力。因此,要使道教赢得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必须使其理论体系超越原始道教的体悟式传道方式,而必须使其教义具有类似佛教教义的思辨特征。因此,汉代以后,道教吸收儒教学说中有关维护封建统治的内容,并对其教义中具有浓厚原始平等内容的教义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的教义不仅深受统治者喜爱,也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特别是其教义中有关劝诫民众行善做好事的内容,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竞争呈现出儒、佛、道三强争雄的局面。但是,儒教自汉代以来形成的正统地位,以及本土文化的天然优势地位,是其他二家无法撼动的。因此,三家争雄更多地以佛、道二教争雄的态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