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教之间的冲突与裁决

一、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与裁决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其发展总是大起大落,时而被捧上天,时而又被打入地狱。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因素^[40]、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等因素外,佛教与道教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黑暗,老百姓生活困苦,许多人,包括士大夫纷纷将其内心的痛苦和烦闷寄托于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类惨祸,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41]。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政局的动荡,使得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能够满足人们建立一个统一、太平、稳定社会的心理需求。封建帝王,也将其看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42]信教的其他群体也逐渐多了起来,佛教赢来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十分推崇佛教的时代,也出现了北魏太武帝的灭佛事件。事实上,太武帝即位之初,曾非常崇信佛教,甚至还广修庙宇,实行繁荣佛教的政策。史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43]然而,到了太延中,太武帝一改其对佛教的宽容政策,发布诏书禁止佛教徒的活动。后又公然以武力迫害教徒,“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44]。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其根源并不仅仅是太武帝个人性格的善变,而与其宗教信仰的转变有极大的关系。而这又与道教势力的扩张,以及儒家代表人物对佛教违背中国纲常礼教的指责有关。当时,“对佛教批评的有道教,也有一部分儒者。道教攻击佛教是为了争取统治者的崇信,扩大社会影响。一部分儒者批评佛教则往往从治国安邦,维护纲常名教着眼”^[45]。太武帝之前,佛教已在北魏皇室和士大夫中取得了优势地位。随着北魏国力的强盛,其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融合的完成,在统治集团内部,一方面,重用信奉儒家学说的汉族士大夫,爱屋及乌,对汉族地主阶级信奉的儒教也格外重视;另一方面,对佛教占据大量土地、劳动力的社会现状也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道教经过改造后,特别是去除了反抗朝廷的内容之后,已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再加之,寇谦之、崔浩等人的蛊惑,老子是道教教主,是国师,而佛教乃“西戎之法”,佛为胡神,应严禁其传播。寇谦之还宣称“太上老君”授其“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从老子玄孙处接受了《录图真经》六十余卷。他又结交明元帝时的士族权臣崔浩。崔浩将历代治乱兴衰之事说与其听。寇谦之在此基础上,结合道教知识,形成了符合北魏统治阶级需要的宗教。太武帝始光初年(424年),寇谦之将道书献给朝廷,但并没有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崔浩又上书说,寇谦之所献道书乃太武帝“侔(足从)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46]。在二人的反复劝说之下,太武帝开始信奉道教。不仅如此,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寇谦之上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47]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帝登道坛,亲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48]。此后,太平真君开始信奉道教,但佛教并没有被禁止。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其部众有十万之多。次年,太武帝率兵前往镇压。连队行进到长安(今西安),在一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酿酒器具、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妇女等,便怀疑寺内僧人与盖吴造反有联系。太武帝下诏曰：“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型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皆坑之。”^[49]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废除佛教的行动在魏国展开。经此劫难,北魏境内“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50]。这是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大规模灭佛活动的开端。在寇谦之等人的扶持下,道教在北魏获得发展。在这一轮的佛教与道教的斗法过程中,天平倾向了道教。而皇权在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道教教主、信徒的积极参与也对皇帝的最终裁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北齐建立初期,佛、道并重。但是,天保六年(555年),高洋下令禁绝道教。北周统治者是依靠关西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特别强调儒学,同时,对道教也格外重视。北周诸帝中,周武帝宇文邕对道教最为热心。他不仅礼遇楼观道士,还于建德时期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废佛事件。这次废佛决策与北魏的废佛决策有明显的差异,这次废佛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听取了儒、释、道各家的意见,并进行了七场辩论,最后由周武帝作出裁决。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仍然隐藏着儒教、佛教、道教三家的竞争,特别是佛教与道教的竞争。而且,道教教徒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正如有学者评价的：“周武帝是在道士张宾的煽动下对佛教产生偏见的。”^[51]当然,还俗僧人卫元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天保四年(569年)三月,周武帝召集儒者、名僧、道士及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论三教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罕见地让三大教派同堂论理。但是,在这场貌似公平的形式下,却隐藏实质的不公正。因为,辩论尚未开始,判决书已经作出。周武帝开言便讲：“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52]由于当日的辩论并没有结果,他又召集了一次辩论会,并在会后作出了结论：“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53]最终对这场长期以来困扰朝野的论争画上了句号。但是,朝廷中信仰佛教的大臣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佛教的坚持。次年,甄鸾作《笑道论》,道安作《二教论》,对道教教义的荒诞不经,道术的荒唐淫乱,经典的胡编乱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佛教高于儒教,儒教优于道教,反对周武帝的排佛之议。但是,周武帝的排佛之意已决,二人的意见并不能改变当时日渐紧张的局势。但是,由于他们对道教的批判,也不是无的放矢,因而周武帝在灭佛的同时,下诏罢黜道教：“初断佛、道教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54]在这场由道教徒推动的排佛事件中,佛教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道教也同时被禁止。因此,这是一个没有胜利者的较量。面对皇权高压,佛教徒据理进行了抗争,如慧远和尚就直斥武帝,“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将受“阿鼻地狱之苦”^[55]。客观地说,周武帝灭佛对北方过分膨胀的佛教狂热有一定的降温作用,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这次灭佛并没有对佛教徒采取人身消灭政策,只是下令让他们还俗。

这一时期南朝也发生了道教与佛教间的激烈斗争。但是,与北朝相比,其佛道之争,只是义理上的争辩,没有诉诸武力。这场辩论起因于南齐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该书详细论述了佛教与道教的异同、优劣得失。他以化胡论为基础,认为佛教、道教都是老子创立的,且佛教是从道教派生的,即“道则佛也,佛则道也”^[56]。这一观点遭到佛教徒的反对。因为其观点与佛教、道教的起源事实并不符合。顾欢还以中国传统的夷夏之防思想为出发点,贬佛教为戎法,褒道教为圣教,反映了他貌似公允的言辞下排佛的实质。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南朝也有道、佛之争,也有排佛之议,但是,没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相反,在排佛、倡道之议外,还有折中儒、佛、道三教的主张。如陶弘景就主张：“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57]因此,在南朝,并没有出现大的宗教冲突,佛、道二教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和谐相处的景象。

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唐初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要去长安以西的法门寺进香,并举行盛大的安奉佛骨法事。但唐武宗即位后,一改以前的惯例,不仅不供奉佛祖,反而酿成了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事件,史称“会昌法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排佛活动。这次排佛事件对佛教的打击甚大,从此之后,佛教便进入了衰落期。唐武宗的排佛,看似出于偶然。但是,却有其必然,即道教教士的推动。早在隋朝,道教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不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均实行重道轻佛、儒的政策。虽然,佛教在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无法和道教并驾齐驱。究其缘由,是因为道士张宾、焦子顺在杨坚篡位过程中以符箓科谶制造舆论,受到提拔和重用,最终带动了道教在隋代的兴盛。时人在评价二者关系时说：“佛,日也;道,月也。”^[58]隋末,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中,许多道士投身李渊父子,助其取得了天下。因此,王朝更替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进入统治集团,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唐代宗教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楼观道士歧晖以观中财物资助李渊,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传符命”^[59]。后予授歧晖紫金光禄大夫,歧晖坚持不受,高祖乃许其为楼观观主,并多次谒拜,以示尊敬。王知远予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和紫色霞披,显赫一时。同时,为了证明李姓与道家创始人李聃的宗亲关系,许多道士不惜歪曲宗教教义,奉迎李唐王朝的宗亲之说。高祖即位后,便投桃报李,不惜一切代价提高道教的地位。他曾三次召集道、儒、佛三教人士进行道、佛先后的辩论,并提出“道大佛小”的观点^[60],实际上是对辩论结果做了官方定性。在《问慧乘诏》中,他借用道士潘诞的话说：“悉达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于无上之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于是可知。”^[61]武德八年(625年),李渊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62]也就是说,以诏令的形式确立了道教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不仅如此,李渊还以种种方式影射、攻击佛教。他说：“佛教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处?”^[63]而且,僧尼以卑贱之身,“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64],“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惟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廛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65]。在对佛教徒广积田财、蔑弃礼教、违法乱纪等行为进行严厉指责后,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其余天下诸州,留一所,“余悉罢之”^[66]。因此,在此诏书下达后,佛教在唐初受到了严重的打击。(www.xing528.com)

但是,这仅仅是唐朝排佛的开始。继李渊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将道教奉为国教。这当中除了和老子攀扯血缘关系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当时现实的政治考虑。在唐初争夺帝位的斗争中,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徒是李建成的坚定支持者,而以王远智为首的道教徒却是李世民的坚强后盾。李世民取得帝位之后,便向道教徒示好。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下诏对道、佛关系作了安排。该诏书除了沿袭中国历代王朝对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及道教优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说辞之外,其中心意思便是肯定道教与李唐王朝的特殊关系。为了照顾这一特殊的关系,规定：“自今以后,斋供行玄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时。”^[67]从表面来看,似乎对佛教影响不大,只是强调佛教排在道教之后,实际上,下达了抑佛教的国策。因此,诏书一下,引起了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徒,如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亲赴朝廷,上表力争。但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主意已定,大局已无可更改。甚至,朝廷不惜运用严刑,对不遵守抑佛旨意的佛教徒进行镇压。至此,在唐朝道教与佛教争夺宗教统治地位的斗争中,道教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如果说,唐太宗最初接受道教只是处于统治策略的考虑的话,那么,随着其对道教了解的深入,逐渐迷恋上了道教的长生方术。客观地讲,历代皇帝或多或少都有对长生的追求,不过有的比较理性,有的比较极端。唐太宗晚年的情况,恰好如此。受此影响,唐王朝的许多皇帝都对道教优礼有加。因此,从唐太宗开始,唐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如,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庙加以祭祀;尊《道德经》为上经,令百官学子传习,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兴建、扩建道观,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将道教节日作为天上共同的节日,以示纪念;积极开展对道教经典的搜集整理,促进道教经典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大力倡导斋醮,规范道教仪式,整理、制作道教乐曲。经过几代君主的推动,到唐玄宗时期,“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奉道风气。仅就社会上层来看,当时的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为女道者,杨贵妃亦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朝臣中,请舍宅为观,或请为道士者也大有人在。如：宰相李林甫即请舍宅为观,太子宾客贺知章、著名诗人李白等也加入了道教。就道教宫观的数量来看,仅长安城中就有道观三十所之多。道士升官晋爵者亦不乏其人,故时有‘终南捷径’之讥”^[68]。道教在唐代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崇道行为发展的顶峰是武宗的排佛事件。唐武宗的崇道动机除了继承其先辈的老子“化胡说”,其先祖与老子有血缘关系等说辞外,其直接原因是他本人比较迷信道教的神仙方术。史载：“上好神仙之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栱,银槛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马脑樻、紫瓷盆。马脑樻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69]必须说明的是,武宗迷信道教方术,固然有李唐王朝一以贯之的崇道的传统,武宗个人的性格因素,以及道士赵元真等人的鼓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寺院经济对李唐王朝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实际情况是,早在代宗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必须对影响唐王朝赋税收入的寺院经济进行限制。但是,这些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武宗时,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武宗曾正告臣下说：“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铲除不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于戏!前古末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十万;废丹艧无用之室,何啻亿千。自此清净训人,慕无为之理;简易齐政,成一俗之功。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体予意。”^[70]从上述诏书不难看出,武宗排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所谓的“胡教”对中华文明的祸害,而是寺院经济与封建专制国家的经济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教的尊奉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现存青城山常道观三皇殿内的《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碑》,便是明证。玄宗时,为解决山下飞赴寺僧人强占青城山道观“天师洞”的纠纷,下诏“勿令相侵,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71],并刻石立碑。该碑高1.4米,宽0.7米,厚19厘米,上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解决飞赴寺与常道观寺产的诏书。该碑已成为道教受到皇家庇护的圣物,至今仍立于常道观的三皇殿中。该案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民事纠纷,但是,由至高无上的最高统治者以诏令的形式处理一个案情并不复杂的民事案件,无论是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私法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仅从这一点来看,该案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纠纷。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在唐代扬道抑佛、打击佛教寺院经济的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

在唐朝崇道的大背景下,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武则天的崇佛运动。前面我们谈到,李唐王朝排佛崇道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和老子攀上关系,从而证明其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武则天出于取代李唐王朝的考虑,便反其道而行之,崇佛抑道。高宗自显庆(656—661年)以后,苦于风疾,朝政皆决于武则天。从此,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高宗无异,时称“二圣”。中宗即位后,她便谋划篡位。垂拱四年(688年),武承嗣伪造瑞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武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名为“天授圣图”^[72]。同年六月,又于汜水得所谓刻有《广武铭》的瑞石,铭文暗示武则天是“化佛空中来”,当取代李唐为女主。^[73]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并把它说成是佛的意志。天授元年(690年),“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为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人世)主,制颁于天下”^[74]。是年九月,她就成为大周圣神皇帝。武则天在夺取李唐王朝帝位过程中,得到了佛教及佛教徒的鼎力拥护。于是,在即位之后,从政策、用人等方面照顾佛教及佛教信徒。值得玩味的是,同样仿效武则天的中宗后韦氏,为了达到干政的目的,依靠佛教势力,排斥道教。因此,在唐代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绝不是单纯的信仰问题,它还是统治者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

北宋道教地位较高,特别是太祖、徽宗尤其热衷于道教。但是,其对佛教并没有采取极端措施。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元代。元初,是道教全真道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如学者评论的：“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75]足见全真道在元代的盛况。到元宪宗初年,佛教和道教之间的斗争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了解决二教之间的冲突,元宪宗五年(1255年),佛教与全真教在御前展开辩论。佛教徒首先对道教攻击道教的经典论著《化胡经》和《老子十八图》进行诘难,拉开了元代佛教与道教辩论的序幕。佛教徒认为《化胡经》和《老子十八图》是虚妄的说教,没有事实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佛道攻击道教徒利用道教,排斥异己,图谋不轨。例如,佛教徒说：“道士欺负国家,敢为不轨。”^[76]还说：“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旺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77]面对这一敏感、带有浓厚政治色彩、超越宗教教义的诘问,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教徒百口莫辩,为了不给对手落下政治谋反的口实,保存实力,全真道自认失败。御前辩论之后,道教被迫烧毁经版,退还佛寺三十七处。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宪宗八年(1258年),佛教与道教又爆发了一次大辩论。这次辩论,双方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五百余人。为了精心准备这一对双方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辩论,佛教、道教各自派出了由十七名优秀选手组成的辩论阵容。由于有大批西僧、多位国师加入佛教的辩论队伍,使得双方的势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天平开始朝佛教一方倾斜。在佛教徒的猛烈攻击下,道教一方只有招架之势,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败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忽必烈按照其事先规定的处罚方法,即“僧道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78],判令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去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佛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全真教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