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族司法的现代转换价值

三、现代转换价值

毋庸讳言,古代家族司法有许多时代的糟粕所在,当在清理批判之列。但是,作为一种诉讼文化长期存在,我们万万不能简单、片面对待之。从理论上看,以文化人类学观点审视,法律文化是流淌不息的文化长河,它既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的形态,更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文化模式。这个文化模式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甚或可以说是未来的。因为知识和经验是从历史中积累下来渐渐生成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模式还表征着民族的倾向、性格和特征,呈现出民族的法律价值观和思维形式,不管人们对它持何种认识态度,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文化模式,不受任何干扰地孕育、生长、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种历史文化模式下的一代又一代后人。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将影响着现代法律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认识此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即被历史证明已属“僵死”的东西应弃之,被现实证明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应扬之,既有其利又含其弊的东西,我们应善于正确认识之、改造之。如是,古代家族司法便具有现代转换价值。

前文已经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家族司法,尽管属于一种国家的非正式制度,但它是适应古代中国国情、民情的一种特殊的司法制度。它的生命力之强,历史价值之巨,是古代中国的血缘关系基础上宗法政治制度,农耕经济条件下的乡民社会、熟人社会,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伦理认识催生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出发,进而认识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社情和民情,便不担心古代家族司法的现代诉讼价值转换的意义(但愿这种价值判断并非不合理性)。应该说,现代中国并没有完成她的工业化任务,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对于农民生产、生活的环境,并未因中国的现代政治、经济的改革,文化的进步,使农村的乡土社会性、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农民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解决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传统的熟知的智识和方法发生根本性、革命性改变。相反,在现代中国广大农村,家族组织、家族观念实有复兴之势,根据学者王铭铭等人对福建美法村陈氏家族的个案跟踪调查的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造成了民间社会对旧的家庭模式的新需求,导致了传统家庭意识的复活;由于集体机构力量的减弱,社会生产、生活的社会互助缺少组织者和资源,因而旧的家族房祧关系、婚姻关系作为社会资源重新回到美法村。近年来民间对自己的历史传统的认同与追求,进一步引起传统公共仪式的回潮。这些事实说明,由于农民信任感的转移,旧的“族权”逐步回归地方政治舞台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家族社会和文化在许多地方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呈现复兴的势头。^[85](www.xing528.com)

正是基于此,广大农村家族性仪式的复兴,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再造”,乡土社会可以在新时期特定情况下,经过再改造,基本恢复某些完全适合乡情的原有制度,使之扮演新的角色,不是没有时代价值。有如家族司法中,重视讲礼法,进行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团结,和睦乡里;强调家庭教育、孝父母爱国家;提倡勤劳节俭、尊师重道;奖励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等等的正面训导。特别是对家族之人的违犯礼法、好事斗殴、纠众械斗、盗窃赌博、吸毒贩毒、砍伐森林、破坏环境等等恶性行为的严厉惩治,等等。完全可以说,从制度设计、价值认同、效益显现的预期上,都是值得今天加以利用和继承的。在今天提出关心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之际,古代家族法、家族司法的现代转换价值,尤显重要。甚或可以说,传统之善,当取而不取,是谓之悖。

总之,家族司法诉讼是国家司法诉讼的一种变形,从法理上说,它是不科学的,但它在古代中国又具有一定合理性,或许可以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创造,也是中华法系司法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它的存在和长期运作又具有一定的价值,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司法的不足,在辨别是非、惩治犯罪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历史的问题应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何况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极具本土性特点。当然,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或者更应该指出,它同时也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即破坏和影响了国家司法的唯一性和权威性,扭曲了民族的诉讼意识。在这一点上,它的消极影响不仅表现在当时,还影响到后世,即使在今天,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强,也与之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它毕竟作为一种法律文化而存在下来,因此,我们又不能不从一个更新的角度审察它,科学地总结它内含的积极和消极的“因子”,以利于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法治时,在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上求得一些有用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