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诉前攻防策略
(一)熟知法律,规避诉讼
对于特定案件及其当事人来说,法律及其诉讼制度是一种先在的事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不能不对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某些当事人在从事某种行为之前,往往会预先估测该行为的法律意义或后果,并事先采取相应的攻防策略和措施,来防范或化解法律所可能施加的不利影响,或是引导诉讼与裁判行为朝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方向发展。
《折狱龟鉴》卷三就记载了一个“食葛而斗”的案例：
(宋)王臻谏议知福州时,闽人欲报仇,或先食野葛,而后斗即死,其家遂诬告之。臻问：“所伤果致命耶?”吏持验状曰：“伤无甚也。”臻以为疑。反讯告者,乃得其实。[51]
在这个案例中,当事人并非不知相关的法律规定,而是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试图逃避法律的惩罚。好在主审法官有着丰富的知识阅历和审判经验,才没有让不法之徒逍遥法外。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有用尸骨验血法来确定亲权关系了。即血亲关系有争议的两代人之中,有一方(通常是长者)已经亡故,人们便将生者的血液滴到死者的尸骨上。如果血液能渗入尸骨,就证明双方之间有血亲关系;否则就没有血亲关系。在没有发明DNA鉴定的古代社会,这一方法自有其科学性,因而被人们广泛采用。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刁奸之徒便事先采取种种手段予以规避,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清人冯晟在其《谈屑》中就记载了一个“易尸滴血”的案例[52]：
绍兴富翁某,有三子,而并取妇,先后皆死。有女赘婿于家,为司管钥。老年乏嗣,意甚郁郁,遂复置篷室,未逾年生子,而翁遂弃世。家无男丁,一切丧事惟婿指挥。举殡日,适与邻村丧家同,鼓吹仪仗各争道,至于交斗,停丧路侧。斗罢而葬,其俗然也。既葬,女控于官,谓抱中儿非翁出。长妇闻之怒,诣官自诉谓实系翁子,如不信,请启棺滴血。官责状,长妇甘诬抵罪。验之不入,长妇系狱。次妇控于上台提审,委验如前,次妇亦坐收。三妇愤甚,走而控于京。适大僚某公在浙按事,就便查办。大僚吊集卷宗,熟思无策,谓非翁子,而儿妇三人凿凿指认,且甘罪迭控,自系真情;谓是翁子,而屡次滴血不入,访之刑仵,亦别无弊窦,不解所由。闻某幕以折狱名,卑礼厚币聘之来。幕思之数日,忽拍案曰：“得之矣。”因请于大僚先滴女血为验。大僚顿悟,召女谓曰：“尔弟非翁出,尔非翁出乎?盍先试汝?”女色变,滴之亦不入。大僚怒,严鞫之。女不能禁,泣曰：“此事悉由婿。”急逮婿,一讯而服。盖于举殡时,故与邻村同日而路旁争斗,乘乱易棺。老谋深算,人情所不及料也。为按律治罪,而释妇。
在此案中,绍兴富翁之女及赘婿为合法占有遗产,利用与邻村丧家同时出殡的机会,故意争道交斗,乘乱易棺,为日后控告“抱中儿非翁出”埋下伏笔。这一招果然老谋深算,人情所不及料,令办案官员熟思无策。幸亏某幕技高一筹,以“请君入瓮”之法,才得以识破富翁之女及赘婿的奸计。
(二)以牙还牙,暗中斗智
以上两例,主要是案犯设计逃避法律的归罪。下面来看看受害方私力防范或化解无妄之灾的情形。清代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曾转录《耳谈》中“贼尸归家”一案：(www.xing528.com)
某家新妇,于归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会其地有大本触木,木倒,将贼击破头面死。其家举火视,乃所识邻人,惶惑,恐反以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贼尸于内,因举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所盗,即举至内。数日夫不返,发视,乃是夫尸,莫知为谁所杀,亦不敢言,以瘗之。[53]
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当事人私自处置案犯的尸体,显然是不合法的。但平心而论,我们又不能不为“贼尸归家”中新妇的处置办法叫好：来穴之贼触木丧身,与主家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告官,贼虽咎由自取,却又罪不至死。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主家有口难辩。就算官府不追究,死者的家属不纠缠,出资安葬也是免不了的。“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所盗,即举至内”,说明此贼乃是惯犯,其妻有同谋之责。数日后其妻开箱见尸,却“莫知为谁所杀”,又不敢声张,只得草草下葬了事。可见新妇的处置办法利用了“做贼心虚”这一弱点。当然,贼妻以什么借口向亲朋和邻里交代丈夫的死因,从法律和事理的角度讲,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此案的记载者没有述及这一点。
吴炽昌《续客窗闲话》中还有一则“闷香与哑药”的案例,案情大致如此：
有楚生某,娶妻美而艳。邻有寡妇,与外村少年狎,少年过寡妇家,偶见生妇,极为垂涎,以重赀贻寡妇,并以重价觅得积贼闷香,合谋骗奸生妇。妇郁郁成疾,欲求报仇计划,以实情告其父。其父是著名讼师,责其不应轻出,然彼以阴谋来,我当以诡计报之。妇受其计,大喜,病寻愈,益自修饰,使媪强寡妇来谢过,与亲昵之,留寡妇宿,密告之曰：“前日之事,曷不先与我谋,是所恨也。第事已如此,纵决西江之水,难洗清白。况良人久客不归,晨昏孤宿,乃子实获我心,但面许我衣饰,何食言也?”寡妇知其心动,因与订期而去。归告少年,自诩有功,少年大悦,急购鲜衣美珠,使寡妇先致之。如期留寡妇家,漏四下,潜以指叩门,与妇携手入室,即欲乱之,妇曰：“即来此,何急急?请同酌三杯以助兴。”案上酒食具备,妇酌酒以进,少年目视而不饮。妇举杯坐怀中,口含以哺,少年迷乱,接而吞之。徒见两壮士操刀直入,少年狂奔出户,遇绳绊足而跌,妇以烛来,壮士缚少年手足,割其辫发,妇释缚纵之逸。壮士携辫操刀,轻叩寡妇门,妇误谓少年归来,门甫辟,壮士即刺其胸,饮刃而倒,以辫发缚妇右手数匝。此盖妇两兄预伏房外而安绊绳者,所哺少年之酒,哑药也。少年逃归,哑不能言。次日亭长见寡妇被杀于门,鸣官,验得凶刀插心,妇手握发辫,系强奸不从登时杀死者。密访失辫之人,获少年,无言置辩,遂按律斩之。至今楚俗,凡执奸者,必去其辫发云。[54]
本案虽然也属讼师弄法,却因其事关礼教和自家女儿名声,且有其惩办恶棍的正当性,不能不令人心生共鸣,甚至为之拍案叫绝。
(三)收集隐私,以佐讼证
俗话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这既适用于那些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因而诉诸法律请求保护的善良百姓,更适用于为数极少的心怀叵测之辈或所谓讼棍。他们之所以告状,乃是“图赖”对方的人、财、物。因此,不达目的,他们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这些人或昏赖田业,或挟仇报复。但诉讼是重证据的,他们平日里便注意收集隐私,以佐讼证。欧阳修就曾写道：“歙州(今安徽徽州、歙县一带)民习律令,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隐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其视人陛牢就桎梏,犹冠带偃箦,恬如也。”[55]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当首推“谋人者危”：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谋倾甲。甲知之,乃阴使其党某,以他途入乙家,凡为乙谋,皆算无遗策。凡乙有所为,皆以甲财密助其费,费省而功倍。越一两岁,大见信,素所倚任者皆退听。乃乘间说乙曰：甲昔阴调我妇,讳弗敢言,然衔之实刺骨,以力弗敌,弗敢婴。闻君亦有仇于甲,故效犬马于门下,所以尽心于君故,以报知遇,亦为是谋也。今有隙可抵,合图之。乙大喜过望,出多金使谋甲。某乃以乙金,为甲行贿,无所不曲到。井既成,伪造甲恶迹,乃证佐姓名以报乙,使具牒。比庭鞫,则事皆子虚乌有,证佐亦莫不倒戈,遂一败涂地,坐诬论戍。愤恚甚,以阗某久,平生阴事,皆在其手,不敢再举,竟气结死。死时誓诉于地下,然越数十年,卒无报。论者谓难端发自乙,甲势不两立,乃铤而走险,不过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为甲反间,各忠其所事,于乙不为负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绝书载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岂不信哉。[56]
此案既有类似于古希腊的木马之计,又有请君入瓮之策,真可谓心思细密,杀人于无形。其实,早在北宋,对这种专门收集他人隐私以为讼证、要挟的,法律就予以禁止。《梦溪笔谈》就载有这方面的个案：“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惟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忤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荣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藉,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57]但其中所说的仅限于“告不干己事”的情形,对于收集他人隐私以为自身讼证的,法律并未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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