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的咨询和策划：智慧与深谋

二、咨询和谋划诉讼

(一)讼师的法律咨询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不通晓法律常识,很多人也不会写字,所以遇到诉讼求助于讼师时,首先得问讼师相关之律例概要,这明显带有咨询性质。并且这种咨询是必要的,也是讼师下一步助讼的必由之路。对于这种咨询,讼师可能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或出于别的原因拒绝受理^[47],那么当事人只能另谋帮助;第二种是咨询完毕后听其自理,但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第三种是如实给予解答,并应其要求代谋诉讼计划;第四种是讼师在解释过程中故意夸大其词或挑拨是非,怂恿当事人进一步扩大诉讼规模,从其追加的诉讼成本中获取更多的财利。可见,中国传统禁止助讼的立法意图主要针对的是第四种情况。但官方为了彻底肃清诉讼之源,就将四种可能态度不分合理与否,用“教唆词讼”一概否定。然而面对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官方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类行为。在实践中只能采取更为现实的策略,把良性咨询和唆讼类的咨询区别对待。而且讼师的咨询也经常有助于案件的审理。例如：

有李姓书生,性笃厚,贫而为塾师。其妇艳贪财,私通商贾,欲与之奔他乡。他日,李生归,妇言素未谋面。生惊怒,破门欲入,妇与贾以私入家室,诉之官,官无可奈何。生之乡邻求教于谢方樽,乃言众人：“此案之噱,但令官知实为生妻可也。”遂教众人语生者何诰妇。生依其言,果胜。(载《讼师狡智》)

(二)谋划诉讼

如果说,代人写诉讼状是讼师们的主要业务,那么帮人谋划诉讼才是讼师得以在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并屡禁不绝的深层次原因。一般来说,古代文化、法制教育的不发达,导致民众在遇到纠纷时,茫然无知。衙门胥吏声名狼藉,而讼师又以其精通法律、串通衙吏做宣传,使得民众普遍地求助于讼师,对其诉讼给予谋划。讼师对讼事的谋划千变万化,不一而足。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只谋写诉状,完全通过状词达到获胜目的。讼师所写书状,看似一纸简单语词,实际上包含了其惊人的才智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也包含了怎样使讼事从发展到结束的整个策略和计划。《刀笔菁华》所载谢方樽教授的一个案子,就属于这种谋划。据说某乡有某甲,早年便成了孤儿,寄养在堂叔家度日,堂叔于是吞没了其家产。某甲长大后,很不甘心,便求助于谢方樽,方樽为之写了一状,将子虚乌有的细节刻画得淋漓尽致,阅之催人泪下,其叔行为被描写得简直令人发指,令其叔面对控诉难措其辞。(www.xing528.com)

第二种形式是,先唆使求助者制造某种事端,然后再配合事端写状词。这是最容易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有可能使黑白颠倒的形式,所以最令地方官员恼怒,而讼师则多因此遭到社会的谴责。这样的案例在史料中俯首可拾。例如：

李氏媳妇因与族人争产,求教于杨讼师。杨瑟严命媳妇自己打破家中什物器皿,然后为作一禀控族人。其控词云：“为欺孤灭寡,毁家逼醮事。未亡人夫死骸骨未寒,而恶族群起觊觎。某某等本无赖之尤,野心狼子,靡恶不为。近见民夫下世,垂涎已非一日。霸产逼醮,率众毁家。无法无天,欺人欺鬼。全由某某为首行谋,纠同族众,势逾虎狼。成群结党,深夜入氏家中,将亡夫灵位撤去,逼氏别抱琵琶。田产悉被分占,仓庾尽为所夺。家资尽罄,呼吁无门。什物搬移一空,情形有如盗劫。氏立志不渝,生命无殊朝露。呼天不应,叩地无声。惟赖民长官立提族恶,痛加申斥。生者当感救命完节之恩,死者应为结草衔还之报。近切上告,速解倒悬。”(载《刀笔菁华·讼师恶禀菁华》)

此案中,杨讼师即是先令当事人伪造现场,然后再根据现场虚作状词,咄咄可畏,笔利如刀,使被告有口莫辩,而原告李氏媳妇获胜。

第三种形式是,针对当事人为被告,而主要设计使其在公堂上陷诬或虚假口供,或是教唆当事人作某种行为以逃脱惩罚。这一形式下,讼师只进行狭义上的教唆,并不参与写书状。例如：

湖南有某姓子者,以不孝闻里中,一日殴父,落父齿,父诉之官。官将惩之,子乃使廖为之设法,廖云：“尔今晚来此,以手伸入吾之窗洞,而接呈词,不然,讼将不胜。”应之。乃晚,果如所言,以手伸入窗洞,廖猛噬其一指,出而告之曰：“讯时,尔言尔父噬尔指,尔因自卫。欲出指,故父齿落,如是,无有弗胜者。”及讯,官果不究。(载《清稗类钞·狱讼类》)

总之,讼师们的咨询和谋划行为,最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的智慧,也就必然地成为此行业立足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