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草拟与审讯：古代刑名幕友的参与

三、司法审判中幕友的参与

刑名幕友是专职的司法审判事务顾问,要帮助东家处理好审判事务。大体而言,其职责贯穿受理、讯问、判决整个过程。

(一)受理案件与批词

明清时期地方基层州县长官必须要亲自接受民间的诉状,对于民间“呈控”的案件是否予以受理,要作出明确的书面批示,叫“批词”。到了清代,批词一般都是由刑名幕友起草,主要依据是看状纸是否合乎格式,所叙内容是否合乎情理,合乎法律。除此之外,还要看所告之事是否有人证、物证、书证。师爷对于予以受理的呈词,要批示受理理由,并写明告状人、证人不得远离,随时听候传讯。对于不予以受理的呈词,也要依据法律、情理逐条驳回起诉人的起诉理由,使之不敢再轻易起诉,或转向府、道、司、院上控。幕友作出批词后,要请官员过目,再发刑房书吏抄写。

呈词的批示应在词讼日后的一两天内作出,所以这对刑名幕友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既要批得得体,又要批得合情、合理、合法——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被告没有怨言,不予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原告无法再起诉、上控。王又槐《办案要略》说：“批发呈词,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方能语语中肯,事事适当。奸顽可以折服其心,讼师不敢尝试其技。若滥准滥驳,左翻右覆,非但冤伸无绪,还会波累无辜,呈词日积而日多矣!”对于不予受理的呈词,也必须将“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适当,庶民心畏服,如梦初醒,可免上控。此等批词,不妨放开手笔,畅所欲言,但须字字有所着落,不可堆砌浮词也。果能批驳透彻,即有刁徒上控,上司一览批词,胸中了然,虽装饰呼冤,亦不准矣”。

(二)与调查的关系

受理案件后,幕友需要为东家确定应传唤人员的名单。因为一票发出,衙役就会骚扰一路,所以师爷在确定涉案的被传、被拘人时要特别谨慎,防止衙役节外生枝,骚扰民众。《佐治药言》说：“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最宜谨慎的是传唤妇女到庭,对此必须多加注意。万枫江《幕学举要》说：“妇女颜面最宜顾惜,万不得已,方令到官。”甚至有人主张妇女一律不应到庭：“凡词讼牵连妇女者,于吏呈票稿内即除其名,勿勾到案。”即使是奸罪,只要“犯奸尚在疑似者,亦免唤讯,只就现犯讯结”,认为这是“养其廉耻心,亦维持风教之一端也”^[33]。

关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刑名幕友是否要参与,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主张幕友应指导侦查。他认为捕快缉捕破案全凭经验,毫无知识,没有头脑,师爷应该向主人献计献策,“运筹于帷幄之中”,自然能够使案件顺利侦破。比如他认为“缉贼不可有成心”,不能被老经验束缚。比如一般都认为夜盗来去不会超出二十里路,所以缉查夜盗都在二十里内访查。可实际上也有一些“强悍之徒”,夜经此地,临时起意作案,完事后连夜出走四五十里路。为此缉查时也要注意沿路百里以内第二天是否有可疑人物经过。又如师爷平时要注意当地的无赖流氓,做到心中有数。“平日访察不可不密,有等游手好闲,一无生计,而锦衣美食,或竟日聚赌,或白昼酣睡,必非善良”,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夜盗案犯。但是汪辉祖对于幕友参与破案调查的看法正与万枫江相反,他不但反对平日访查,连案发后也主张幕友不要参与查访侦缉。他在《佐治药言》中专列“访案宜慎”条,认为幕友亲自私访,或官员派亲信私访,都是弊多利少之事。首先幕友虽深居署内,一般乡下很少有人认识。可师爷毕竟是外来人,口音相异,即使经过变装,也是外地书生的模样,下乡后难以瞒过对方当事人的耳目,很容易被对方将计就计,制造假情报哄骗。尤其重要的是,幕友乃至官员,若亲身参与侦查,就会对案件存有先入之见,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他认为“盖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虚心听断。一以访闻为主,则身在局中,动多挂碍矣”。这里所说的“虚心”,就是指办案时没有先入之见。毕竟经历了私人访查的见解作出判断,就会形成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

在案件的庭审阶段,幕友一般也不能参与,因为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对于一般案件,只需在审后详阅供词记录就可以了。而徒刑以上申详上级司法机关的案件,幕友可以到大堂屏风后听审,如发现供证有漏洞,即唤门子传话给官员,提示如何抓住漏洞,一举突破被告心理防线,或提醒官员用刑适度,不要意气用事。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自己在做刑名幕友时,凡徒刑以上案件,主人庭讯时都要在堂后凝神细听,一旦发现供词有勉强之处,即于主人退堂后嘱咐还要再次提审,因此有时会审上四五次,甚至七八次。另外,他还嘱咐主人不要轻易用刑,力求从被告供词中发现矛盾破绽之处,求得真情。

(三)草拟判决

刑名幕友最重要的是替东家草拟判决。为此必须要熟读并删改案件的审讯笔录,使之能够与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被告如当堂认罪,要在供词上亲笔画押。而前后几次的审讯笔录,再由师爷整理成文,称为“叙供”,以备定案使用。由于在整理叙供时,不可避免地要删改供词,所以有关严格禁止删改供词的这条法律,早已被师爷们视为具文。万枫江《幕学举要·总论》说：“删改供词久有例禁,然闲冗处不必多叙,令人阅之烦闷;并意到而词不达者,必须改定;土语难懂者,亦须换出,但不可太文耳。”

叙供既为以后的判决基准,所以重在“剪裁”。清代幕学专著《刑幕要略》说：“办案全要晓得剪裁,其某处应实叙,某处应点叙,某处应并叙,详略得宜,位置不乱,方为妥当。”又说：“办案要预先打算出路与结穴”,“案犹龙也,律犹珠也,左盘右旋,总不离珠”。这里不是强调法律适用于事实,而是以“事实”去凑合法律,因此只要叙供本身完整、能自圆其说即可。所以有人说：“办案如造屋,门、窗、椽、柱及屋内器皿均须周备。案中应有不可减,应无不必添。”(www.xing528.com)

剪裁供证的要点根据王又槐在《刑钱必览·案略》中的说法是：(1)“口供要确”,所谓“确”并不完全指事实,而是指口供要符合情理,没有破绽。(2)“情形要合”,“情者,彼此之情事也;形者,当日之形象也。”(3)“情节要明”,所谓“情者,两造起衅之由也;节者,此事先后之层次也”。(4)“针线要清”,“即一人如此供,他人亦如此供,如针线之缝衣,任其横直,路数碧清,无不贯串”。(5)“来路要明”,指以上的情节来龙去脉交代清楚。(6)“过桥要清”,所谓过桥,是指“凡事先是如此,后则如彼”,彼此之间要有自然过渡,使读者不致迷失方向。(7)“叙次要明”,即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王又槐又以作八股比喻叙供：“作文者代圣贤以立言,叙供者代庸俗以达意。词虽粗浅,而前后层次、起承转合、埋伏照应、点头过脉、消纳补斡、运笔布局之法,与作文无异。”总的要求是一篇叙供将案件情由全盘托出,自然得出判决的结果。

除了被告口供外,证人的证词也要注意剪裁,甚至有些证人姓名还要剪裁掉。古代上衙门作证与被告无异,一样要长跪答话。一旦官员认为证人在作伪证说谎,一样要挨板子,甚至上夹棍。为此每一案件涉及的人越少越好。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多一情节则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则多一拖累,何可不慎。”所以被告已认罪的案件中,只要列入确实能指证犯罪的证人,其余证人证词都要删除。同时,也要避免使证人成为案件中无所不在的旁观者。《刑案要略·人命》说：“案内见证虽须指证殴情,然不可自始至终某人殴伤某处,一一记得明白,如代为记账,竟忘其袖手旁观,亦一病也。”所以这时要注意剪裁,要用“补叙倒点”。比如指证斗殴,“‘余人已歇手,只见李四将张三殴伤某处倒地,连忙喝住云云’,则李四正凶无疑矣”。

物证、书证勘验结果也都要剪裁。比如“贼以赃定”,盗案中的赃物是定案要件,民间也称“捉贼捉赃”。可是师爷对盗赃也要多加剪裁,因为盗案破案后很难起获原赃的全部——除了被盗贼挥霍以外,更多的是被捕快据为己有。王又槐说：“捕役若不克留盗赃,何以养家用度?何以承值衙门?何以交结朋友?何以贿求免比(捕快缉捕盗贼,每五日一限,限期未获,就要挨板子受罚,称为“比较”)?而贼犯到官,全仗捕役照应,亦不敢供捕役于没。”所以既然只要有若干正赃便可定案,幕友也就不必一一将赃物与事主的“失单”对照,强求完全相符,况且事主也有可能多报失盗物品。应用“已被挥霍殆尽”、“卖与过路行人”之类的含糊词句一笔裁去余赃。即使盗犯供称捕役私吞,也应一笔裁去。

对于死者的验尸结果,也要设法剪裁。在“尸格”(验尸单)上只要填写致命伤即可,其他无关紧要的伤痕必须裁去,以免枝节过多,惹出麻烦。至于伤者的验伤也是由仵作负责,同样要填写“伤格”(验伤单)。对伤格也要会剪裁,例如伤势要写得模糊,用师爷的行话,这叫“浑括”。万枫江说：“填生伤总以浑括为上(如用布包裹、用药敷护、不便揭验之类)。其所以浑括者,一则人已受伤,当调护之不暇,岂可量其分寸?二则生伤如此分寸,死伤何能相同?此中大有漏洞。三则生伤报得凿凿,万一身死,填伤处多有窒碍。不如浑括,使将来可以活动。”另外“微伤可删,相连可并,伤多填重叠,因复审时总称：查验某人,伤痕业已平复故也”。

通过对案件卷宗的加工,诉讼“事实”就已经加工成熟,自然就可以引申出判决。清代凡开庭审理的自理词讼案件,称为“堂谕”,书面则称“判词”、“审语”。自理词讼虽号称“自理”,但仍受上级的监督。如分巡道的一个职责就是巡行所属州县,检查循环簿,必要时也会调卷详查。所以,判决必须稳妥,足以使双方心服口服,或者至少没有出现较大的漏洞,让当事人藉此再次起诉,缠讼不已。如果漏洞足以使当事人有理由向上级衙门“上控”或“翻控”,上级机关有时会调取原卷查阅,或者委派邻近州县审理此案。倘若判决果然有误,原审官员便会遭受处罚。所以判词一定要稳妥可行,在礼教上、民俗舆论上、法律上能够站得住脚。为此幕友师爷起草判词,为求稳妥,一定要仔细推敲,斟酌“天理、人情、国法”。一般来说自理词讼的判决不必具引律例,往往只要提一句“例载禁条”或“律条可据”就算是交代了判词在法律上的依据。所谓“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而对于援引儒家经典,也往往并不原文照录,只是撷取一段语录,或援引经义,甚至只用一句“准理酌情”来概括。自理词讼中,往往援引成案判决,尤其援引当地前任官员所判案例来证明自己的判决符合“人情”。这是师爷的专门技能之一,所谓“例案精熟”。

清代州县官对于那些自己没有终审权的案件,要在初审后要将人犯、干证、卷宗移送上级,称“审转”。审转时要将案件处理经过、拟定的判决意见等制成一种专门的司法公文,称“申详”,也叫“招解”,递送上级衙门。“详”是详细谨慎的意思,“申”是下级对上级报告行文的称呼。明清时最强调司法审慎,大多数有关司法的公文都称“详”。如发生盗案、命案后,州县官在勘验后应立即通报上级,称“通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汇报审案经过及判决意见的叫“申详”;中央刑部在秋审前将斩绞监候案件卷宗作出摘录、草拟意见称“看详”。刑名幕友起草并“锻炼”详文,使之内容统一,没有漏洞,以免东家遭上司驳诘,追究其办案不谨的责任。一般来说,通详应简洁,牵涉到的人、事越少越好,以防止其与日后的申详互相矛盾。申详最为重要,一般分为“据报”(简单回顾报案经过)、“勘检”(勘察现场与检验尸伤的情况,有的省还要求画出现场位置图)、“叙供”(即前面所提到的将供词证言加以剪裁,拼凑成一份供词证言)、“审勘”(也称“看语”、“勘词”,即指出此案可以引用哪一条律例,作出何种判决的意见,或称“拟律”)。其中最重要的是“叙供”和“看语”,必须注意“供”、“看”相符,无一丝矛盾,由“供”自然引出“看”。这样才可免于上司驳诘。但如果申详公文上报后,一路通行无阻,就会显得上司无能,所以一般总会驳诘。而幕友必须在“锻炼”申详时估计到在哪些方面会被上司驳诘,然后要用何种方法“禀议”。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中说：“事件不必怕驳,斩、绞大案,上司未有不驳。总要成招(草拟招解,即申详)时,预料其在何处驳诘,作何顶复,则胸有成竹,愈驳而案愈定。若中无定见,案情本属舛误,一遭驳诘,手足无措矣!”要仔细揣摩上司驳诘的含意,正确领会、看透上司的意图所在。万枫江说：“上司欲重其罪,固在重处吹求。欲贳其罪,亦先在重处敲击。总要看透,自然有处置辩。若错解人意,谓欲加之重典,因而照驳改重,杀人多矣!然亦有不可固执,不得不改正者,总视情罪之允协与否而已。”

(四)对于书吏以及衙役的监督

书吏都是当地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有一个由亲属、邻居、朋友构成的关系网,而州县长官却是远乡孤客,往往连当地话也听不懂;书吏对于本地衙门各种惯例、成案无不精熟,官员则两眼一抹黑,面对一房子尘封的档案卷宗,即使有兴趣也没精力全部翻阅;书吏盘根错节、世代相传,官员则任满必走,号为“流官”。所以常言道：“强龙难压地头蛇”,实际政务常操纵于胥吏之手。帮助外来“强龙”对付“地头蛇”的是幕友。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他引述一句传统的谚语：“清官难逃猾吏手”,认为官虽大权独揽,统辖群吏,但底下胥吏这么多,各以其精力来与官员周旋,随时寻找可乘之机,给官员布下种种圈套;而官员政事烦琐,要以一人之精力来提防胥吏、一一加以监察,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在此数量悬殊的“斗法”中,只有幕友得助官员一臂之力。

幕友可以根据各自负责的部分,分别监视胥吏,保护主人不致遭受其蒙骗。不过对于种种陋规常例,汪辉祖认为胥吏既无正常收入,陋规是其生活来源,幕友不能建议主人下令禁绝,断人生路,应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可过于挑剔。凡是旧有惯例仍允许胥吏收取,只不准新增花样。如有从中舞弊,过于伤害百姓,证据确凿者,就必须严惩不贷。汪辉祖还表示,幕友与胥吏的目标不同,幕友追求主人在任期上平安无事,而胥吏则从中取利,往往喜欢惹是生非、骚扰百姓。所以幕友对胥吏的各项建议都要深思熟虑,即使看来完全有利无害,也要劝主人谨慎从事,防止上当。总之,“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另外对于衙门里的衙役,汪辉祖《佐治药言》认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政府各项政务的最终执行者,又只能由他们担任。所以他建议尽管幕友为东家策划了再好的政务方案,仍有可能因衙役的执行不当而搞砸。为此幕友“不可轻易差役下乡”,必须时刻提防衙役滋事害民,尽量减少使用衙役执行政务的机会,如采用告示或请诉讼当事人、当地绅士传话的办法来推行政务,不给衙役任何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