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一个不负责任”的革命形象

第四九六问　贾宝玉“不负责任”吗

第七十七回写：

可巧正值宝玉从外而入，一见带了司棋出去，又见后面抱着些东西，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因闻得上夜之事，又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细问晴雯，又不说是为何。上日又见入画已去，今又见司棋亦走，不觉如丧魂魄一般，因忙拦住，问道：“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为，又恐唠叨误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书去罢。”宝玉笑道：“好姐姐们，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许少留一刻，又有什么道理！我们只知遵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司棋见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们作不得主，你好歹求求太太去！”宝玉不禁也伤心，含泪说道：“我不知你作了什么大事，晴雯也气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这却怎么的好！”周瑞家的发燥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话，我就打得你了。别想着往日有姑娘护着，任你们作耗。越说着，还不好好走！如今又和小爷们拉拉扯扯的，成个什么体统！”那几个媳妇不由分说，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已去远，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

这一段文字对于刻画贾宝玉的形象非常重要，所以全引下来。由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司棋求贾宝玉为她说情，可说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病笃乱投医，根本找错了对象。贾宝玉不但不敢去向王夫人求情，连那些婆子媳妇都不怕他，他根本就无能为力。他以“绛洞花王”自称，却无力护花，那么他这个“花王”不过是个虚名儿，他是一个毫无行动能力的“多余的人”，他不能担负任何责任。

我们再回想一下他在第七十一回说的话：“我能彀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事，什么后事不后事。”他只想和姊妹们混日子，至于姊妹们的命运，他无能为力，就连自己的命运他都不能掌握，只能是“死了完了事”。像这样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废物，毫无用处，一个不能对别人负责，也不能对自己负责的人，社会也不会对他负任何责任，他就完全把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了。

但是我说贾宝玉形象的革命性意义，恰恰就在这个“不负责任”之中。唯其不负任何责任，他便把自己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男子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人形象。(www.xing528.com)

西方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基础，是“权利社会”，所重在个人权利。中国社会以宗法关系为基础，所重在个人责任，是“责任社会”。作为一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要承担许多责任。你只有负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社会才会承认你，才会给你相应的权利。若是不承担任何责任，则社会也不会给你任何权利，你就根本不能在社会立足。这种“责任社会”以“孝”作为最根本的基础，因为若没有“孝道”，宗法关系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也就会垮台。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强调以“孝”治国，把“孝”作为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基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孝经》中很明显地看出来。《孝敬》首章就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从保护自己的身体，到为君王做事，到最终完成人格的修养，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终生事业，也就是终生责任。

在这个以“孝”为准绳的社会当中，每一个阶层的人们都被规定了不同的责任，必须遵守。比如《孝经》中对“士”这个阶层所规定的是：“资于事父以事母，其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弟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爵禄，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作为一个士，要对君长“忠顺不失”，以“保其爵禄”，“守其祭祀”。这就是“孝”。所谓儒家学说，其全部内容都是围绕“责任”二字做文章，都是在强调每一个人都要负起相应的责任来。每一个人都负起相应的责任，则天下太平，社会和谐。反之，必致天下大乱。所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贾宝玉恰恰是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成为最大的叛逆，他把一个男人所应负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抛弃了，他只愿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所以在第三回描写他的那两首西江月上说：“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说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而在第三十三回贾政打贾宝玉时，说过这样的话：“素日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许多论者看到这句话不可解，于是疑神疑鬼，以为贾宝玉将来会有什么政治举动，或者他的行为已经牵扯到宫廷事务。其实贾政恰是看到了贾宝玉这个“不负责任”的要害，他既然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把为君王做事称为“禄蠹”，那么他距离“弑父弑君”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将来的社会究竟是“权利社会”还是“责任社会”还难以揣测。就目前来看，我们尚不可能彻底抛弃“责任”，完全抛弃“责任”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对于儒家学说还是应该有所继承。这是一个理论问题，这里不想涉及。我只想说，贾宝玉这样彻底“不负责任”的人物形象在乾隆时期出现，确实具有爆炸性意义，他起码告诉人们还有另外一种活法。他只想和姊妹们厮守，实际上是厮守着他那一腔天然真情。既然一切责任都抛弃了，所剩下的也就只有那“天然真情”了，这种顽强的厮守本身就是对于“势利人情”的强大冲击。他在抛弃一切责任的同时，实际上是担负起了另外一种责任：向世人昭示一种新的生存理念、生存状态、生存策略。这个责任可是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一个极负责任的人，他的“无能”，恰恰表明了他与这个势利人情社会格格不入，他在这个社会中寸步难行。他所代表的是一个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尽管这个社会的实际到来仍很遥远，但这恰恰表明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永恒意义，起码再过一千年、两千年，我们仍要讨论贾宝玉，应该没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