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对立

第三九二问　赵姨娘是小人文化的总代表吗

赵姨娘这个人就别出场，出场就要闹事，她刚刚和贾探春闹了一场，就又来和小丫头们闹了。蕊官送了芳官一点儿蔷薇硝，贾环见了讨要，芳官舍不得给他，弄了点茉莉粉给他。赵姨娘见了，大怒，找到怡红院，把那一点子硝全都撒在芳官脸上，还打了芳官两个嘴巴。芳官不依不饶，大闹不止，又惹得藕官、蕊官四个小戏子赶来打抱不平，把赵姨娘闹得难以招架，最后是李纨、尤氏和探春一起赶来，才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探春为此感到很没有面子，对众人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事，总不叫人敬伏，这是什么意思？”

而赵姨娘则认为自己很有道理，她对贾环说：“他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怨他们耍你……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不成？”她认为贾环很不应该忍耐这种明显欺侮人的事情，如果连这种事都能够忍耐，贾环在荣府就别待着了。她说：“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没有必本事，我也替你羞。”可是贾环确实不敢去，但是他有本事激着赵姨娘去，他说：“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赵姨娘一听此言便来了火儿：“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起来，这屋里越发有活头儿了。”

赵姨娘这样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贾母和王夫人不在家，当家的探春又是她的亲生女儿；二是她的身份有所突显，她是主子里面的奴才，奴才里面的主子，属于两栖类。如今顶头的主子都不在家，她就是最大的主子了，正如夏婆子所说：“你老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于是她便大闹起来，没有想到却闹了一个灰头土脸。

她闹，却不是如她所说是为了挣一个面子，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利”字。她不仅极力维护她们母子的任何一点儿利益，更觊觎那本不属于她的更大利益。比如如果将贾宝玉整死，整个荣府就都是贾环的，母以子贵，她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荣府“垂帘听政”的“太后”。这种心理成为她一切行为的根源。利欲熏心，自然就没有一丝人性。所以曹雪芹写人，大多是好坏参半，唯独对于赵姨娘母子没有说一句好话，原因就在这里。

长期以来，我们讲中华传统文化，总是很笼统地讲，没有加以细致地分类。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君子文化，一个是小人文化。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被统治者，其主体是农民，当然也包括百工与仆隶，与“细民”同义，无贬义。这个区分在孔子那里就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两个概念一直到战国时期也仍然如此使用。比如孟子就说过：“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孟子·藤文公下》官员为君子，士兵及民众为小人，这个区分非常明显。(www.xing528.com)

君子文化是“义”的文化，小人文化是“利”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者事之宜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不能乱来，这个规矩就是礼法，礼教。小人则不管那一套，唯利是图。君子与小人是作为一对对立的矛盾而存在，这种矛盾既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存在于统治者内部有德者与无德者之间。因为孔子同时称那些统治阶层中的无德者为小人，犹如今天我们称某些人为“农民”。这种矛盾对立是造成中国社会动荡、思想混乱的根本原因。

孔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有人利用这句话对孔子进行攻击，有人则曲为之说，百般遮饰。其实孔子这里的小人正是指那些“细民”，孔子在这里道出了当时君子阶层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与小人的关系。这关系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

君子文化与小人文化，即义的文化与利的文化，构成中华精神文明对立的两极，长期以来两者之间的盈虚消长，形成一种很大的张力，造成中华文化不断更新与发展的活力。如果不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两种文化，我们就须承认，这两者互争又互补，缺一不可。利往往表现为一种冲动，一种对于现存秩序的破坏，在一定限度之内，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本源性力量，但是若没有限制地任其发展，则会给社会带来灭顶之灾，造成一切秩序混乱。这个限制的力量就是义，义的文化，君子的文化。义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一种保守的力量，一种对于现存秩序的维护，它为社会精英阶层所秉持，是社会主流话语，能够有效地把利的文化限定在社会许可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义的力量太过强大，完全把利的文化压制下去，也会造成社会僵滞不前，丧失活力，因此需要利的文化来加以调整。如何不带任何偏见地认真研究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仍然是今天的重要课题。

曹雪芹是深谙儒家学说的，他很敏锐地看出了这种中华文化内部对立的两极状态，同时看出了君子文化对于社会前进的阻碍作用，看出了这种文化对于人性的压抑，也看出了小人文化对于社会的消蚀与颠覆，对于人性的障蔽。他因此要另开新局，既要抛弃君子文化即礼法对于人性的压抑，又要消除小人文化即利欲对于人性的障蔽。因此他在书中既设计了贾政、王夫人等君子文化的代表，也设计了赵姨娘母子为小人文化的代表，而贾宝玉则与这两者都存在严重冲突。贾宝玉所代表的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就是一切以天然的人性，天然的真情为依归，既不压抑人的本能欲望，也不纵放人欲横流。他所向往的是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是“一切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样一种理想状态。而他所着力抨击的则是“利欲”，是在利欲基础上形成的“势利人情”，这种势利人情通贯当时君子与小人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面两种文化同流合污。于是赵姨娘这个人物就不能够再给她任何一点儿“亮色”，必须把她写得丑而又丑，方能够突显“利欲”之害。许多红学家不明白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处理赵姨娘，纷纷猜测曹雪芹在实际生活中吃过这种人的大亏，故而出此笔墨。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这种现象，当会有一些新的感悟。总之，赵姨娘之所以如此不堪，就因为她是小人文化的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