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政治态度彻底颠覆传统生存理念

第二二七问　贾宝玉厌弃政治吗

《红楼梦》写到第三十六回，方才把贾宝玉对于政治的态度正式揭出。由于贾母发话，贾宝玉一则打得太重了，需要将养。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因此不许贾政叫他。于是贾宝玉便“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闲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他生气的时候说些什么呢？竟然说出了他对于政治的鲜明态度：“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吊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谏词，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闺阁中亦有此风也，真真有负天地毓秀钟灵之德。”稍后，他在与袭人谈话时，又对于这一番话作了一番注释：“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当袭人说到那些忠臣良将是出于不得已才死时，他又说道，“那武将不过是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将了，他念两句书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见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贾政狠揍了宝玉一顿，原本是想让他改邪归正，走上正途。什么是正途？对于这种人，让他去种田做工根本不可能，去做生意更是不可能，因为这种人家的子女是不能做生意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低，明代就曾明确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缎，商人不许可。不但不能经商，连日常的柴米油盐的事情都不许过问。晚清一位王爷的儿子就曾回忆，他小时候淘气，在玻璃上面写下了“小米八斤”几个字，就当即遭到一位老仆人的严厉训诫，说是以他的身份不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所以《红楼梦》中贾政不大过问家务，正是那个时代贵族生活的常态。那么只有从政做官这一条途径留给这些人来走。中国历来是一个政治的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以政治地位来划分，所谓贵族首先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后来演变为一种文化概念，但从来就不是经济的概念。贾宝玉作为贵族后裔，生来就是从政的材料。可是他却对于政治作了如此明确声明，等于公然宣布贾政这一顿打是白打了，不但没有管事，反而产生副作用，愈加坚定了贾宝玉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

宝玉不但把“文死谏，武死战”这种旧时代官吏立身的大节批得一无是处，而且公然言明：“那朝廷是受命于天的，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也就是说皇帝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受命于天的，自然既圣且仁，既然如此，文的不必去指摘他的过失，武的也不必去为他而战，一切政治行为简直就是无事生非，像他这样聪明的人自然不会去干这种事业。我们在他的身上只看到对于政治的疏离与厌弃，却看不到任何积极的政治主张，因为他不屑于此。所以有些论者总爱把贾宝玉作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来对待，总喜欢找出他对于某个朝代（比如清朝），某个皇帝（比如雍正帝），所怀有的一种忿懑怨怼的情绪。因而连带论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动机也在于书写家族之痛，切肤之怨，明确些说就是书写对于雍正皇帝的怨愤之情。我说这可是大错特错。对于贾宝玉这个形象不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由文化学、美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学、美学意义上的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他确实是曹雪芹呕心沥血的伟大创造。胡适先生认为曹雪芹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一个百年望族坐吃山空的过程，实在是皮相之言。而所谓“新红学”恰恰把胡适的这个论断承继下来，无不认为曹雪芹是如实地描写自家情事，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曹雪芹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的最为天才的创造力，把他与一个新闻记者等量齐观了。(www.xing528.com)

虽然贾宝玉是曹雪芹的伟大创造，但亦有他的生活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从思想的层面上来看，他确实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对于人、人性、人的价值等基本概念重新评估的诉求，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产生有一定的心理的状态作为基础。德国一位作家写过一部小说名为《奥登勃洛克家族》，里面写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很贫穷，他希望做一个有钱人，于是他经过奋斗果然成为有钱人。第二代则对于金钱不再感觉兴趣，他渴望权力，于是他成为一位议员。第三代则对于金钱与权力都不感觉兴趣，于是成为一位艺术家。这个现象被有些人概括为一种“奥登勃洛克效应”，认为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说贾宝玉正是这种效应的典型，严格地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叫作“奥登勃洛克效应”，而应该叫作“贾宝玉效应”，因为贾氏家族比奥登勃洛克家族出现早得多。

贾家到了贾宝玉这一代已经过了四世钟鸣鼎食的生活，在政治上地位崇高，在经济上有大量“圈地”供其挥霍。无论权力还是金钱，对于贾宝玉来说都是现成的东西，不费他丝毫气力便可继承，他自然对于这些东西产生疏离与冷漠，而要别开途径，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的社会的、心理的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历史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真实存在。因而他虽然是一种特出的形象，却被许多人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究其根柢，他在这里是把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话语——男性话语，作了最为彻底的否定，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系统的女性话语作了最好的铺垫。贾宝玉以他的行为作派、话语言论向人们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态度，生存状态，生存理想。那是一种摒弃一切俗世事功，摒弃一切虚假丑恶，以天然真情为全部生活基础的理念，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生存理念作了彻底的颠覆，在这种颠覆的基础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开出新局。我们说《红楼梦》的巨大思想意义就在于此，这是一个一千年之后尚要讨论的根本性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