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四问 花袭人是奸诈小人吗
贾宝玉身边的丫头中,晴雯的性格心胸像黛玉,袭人的性格心胸像宝钗,晴雯和黛玉近,袭人和宝钗近,所以贾宝玉给林黛玉送绢子,就支开袭人,让晴雯去。黛玉和晴雯普遍受到好评,宝钗和袭人则普遍受到垢病。尤其是袭人,被视为“西洋花点子哈巴”,是破坏宝、黛之恋的奸诈小人,其主要罪状就在第三十四回她对王夫人说的那一番话。其实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无端的想象与偏见,平心静气地细看书中所写内容,事情怕是不那么简单。
王夫人打发人来叫一个宝玉跟前的人,花袭人正在伺候宝玉,本可以让别的人去,可是她“想了一想”,便亲自去了。这“想了一想”不可轻易看过,它说明袭人已经打定主意,要和王夫人说出久埋心底的一番话。
在王夫人面前,我们应该首先承认袭人立了一功,她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家庭内部矛盾。当王夫人问:“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了?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嚷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说的。”此时的袭人只要把茗烟的话对王夫人学说一遍,王夫人定会采取措施予以反击,一场风波难以避免。可是袭人没有这样做,她只说:“我到没听见这话,只听见说,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轻轻一句话,就把这个矛盾掩盖下去了。当然,她这样做,一是听了薛宝钗的话,二也是自保。她清楚地知道王夫人身边的大丫头彩云就和贾环好,她若是说了,没个不传到赵姨娘母子耳朵里。接下来她就建议让贾宝玉搬出大观园,王夫人陡生警觉,以为贾宝玉做出什么不才之事,拉着她的手问:“宝玉难道和谁做怪了不成?”她却也没有说出什么具体事实,如果此时她把贾宝玉诉肺腑时对她说的那一番话学说一遍,王夫人马上就会采取断然措施。可是她没有说,只是说:“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多,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统。”应该说这样说话十分得体,任谁也挑不出什么错处,虽然那弦外之音已经非常严重。
袭人这样做,肯定会对于宝、黛之恋造成阻隔,而她的目的也恰恰在此,这与她一贯的思想基调相一致。当袭人在书中刚一露面,曹雪芹就对她做了这样的介绍:“这袭人亦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今与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第九回宝玉临上学堂前,她对宝玉说:“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终究怎么样呢。”她把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一齐交给了宝玉,更把自己的前途与梦想交给了宝玉,因此让宝玉读书上进,做些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就成了她的最大心愿。第十九回她对贾宝玉痛下箴规,定立条约,也是让贾宝玉走上她所向往的人生正道。可是贾宝玉偏偏听不进她一句话,任凭她怎么说,就是不改,这便成为一块心病盘结在她的心里。第二十一回当她看到史湘云为宝玉梳头时,对宝钗说:“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已经公开表示不满。到第三十二回当宝玉把她当了黛玉,拉着她的手说:“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待到贾宝玉发现是袭人,扭身跑掉之后,袭人“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此时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想到此间,也不觉怔怔的,滚下泪来,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那时她已下定决心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即使宝玉没有挨打,王夫人没有叫人去,她也会找机会对王夫人说这个事情。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男女之大防”极端重视,“男女七岁不同席”是写在《礼记》中的古训。作为一个大家公子哥儿,和丫头们胡闹可以被人理解,因为丫头们算不得正儿八经的人,是买来使用的工具。可是如果和贵家小姐闹出什么事来,那可就是塌天大事,非闹出人命来不可。就是不闹出人命,正如袭人所说“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袭人这样做,不仅是对宝玉好,也是对黛玉好,如果宝、黛之间闹出什么丑闻,林黛玉必死无疑。因此我说,由这件事情上面正可看出袭人的良苦用心,根本看不出什么奸诈小人的意味。(www.xing528.com)
而且最重要的是,袭人已经明确知道贾宝玉挨打是贾环谮言所致,他们以后当然还会不断地向贾宝玉发动进攻。这一次是因为一个丫头,下一次的最佳口实是什么?肯定是宝、黛之恋。他们如果抓住这个题目展开进攻,后果将更为严重。袭人在宝玉挨打之后,郑重向王夫人提出这个建议,正是为了保护宝玉和黛玉,是亡羊补牢之举,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措。
我这样说并不是成心作翻案文章,别人说坏的我偏说好,这里面有一个怎样读《红楼梦》的问题。鲁迅先生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的最大特点是它打破以往小说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这样一种套路。它里面的人物,除了个别人如赵姨娘母子作者没加一句赞语,大部分是好坏参半,有优点也有缺点的人。在文学上来说,这才是哥德所说“圆形”的形象,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立体的人,多侧面的人,亦即美学上的“典型形象”,因而书中所有人物都那么生动鲜活。而袭人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很难用“好”与“坏”来概括她。这是其一。
其二,曹雪芹先生在书的开头就明确说道:“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之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戏中小丑然。”如果曹雪芹先生把袭人写成奸诈阴险的小丑,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袭人的做法有道理,宝、黛之恋亦有道理,两件有道理的事情遇到一起,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才是《红楼梦》一书写悲剧的创新手法。这一种创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下我也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崭新的手法,只知道这是一种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悲剧,足可与前两种悲剧鼎足而三,成为另一个范式,而且是更高级的范式。当代西方一位政治家说过:“历史的大悲剧不是发生在正确与错误相对抗时,而是发生于两个正确相对抗时。”这话说得真好,好像就是针对《红楼梦》说的。因此我们读《红楼梦》时,就必须打破心中那一种强分好人和坏人的庸人心态,以一种更加人性化,更加美学化的眼光去读它,才能读出些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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