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同思维方式

第一九四问　林黛玉为何喜散不喜聚

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之处，大约就是西方作家爱在作品中发表议论，中国作家则不喜议论，爱用白描的手法，老老实实地写生活，让人在对于生活的如实的描写中生发感想。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英国作家狄更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都喜在作品当中或者经由人物之口，或者作家亲自出面，发表大段的议论，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将情节中断而让议论纵横驰骋。这种现象在中国作家当中是很难见到的，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金瓶梅》《红楼梦》，都喜欢用白描的手法写事写人，一切作者的认识都隐含于形象的描写当中。我想这大约与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西方是运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思维，喜欢抽象的思辨，在文学作品当中也要表现出来。中国人的思维则是运用类比逻辑的形象思维，喜欢具象的比兴。这个类比逻辑中国人习以为常，西方人就未必明白，比如曾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可是在西方人那里恐怕就成为问题，鸟的鸣叫与人的说话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鸟要死了与人要死了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可是中国人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在一些哲学著作当中中国人也很少运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运用推理解决问题，而喜欢运用形象的类比说明问题，比如著名的《老子》和《庄子》。这种特殊的思维逻辑运用到文学作品当中，就是《诗经》六艺中的比、兴两种手法，运用到小说中就是白描手法，这种手法在《红楼梦》中达到顶峰。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第三十一回，作者就一反常态地让书中人物发了三通议论，一是林黛玉论聚散，一是贾宝玉论爱物，一是史湘云论阴阳。其他两论以后再谈，先谈一下林黛玉论聚散。

这个议论是发在端午节的酒席之后。端午节这天王夫人治备酒席请薛姨妈赏端午，林黛玉和薛宝钗以及贾氏三春都出席，当然少不了贾宝玉。这个酒席吃得很没意思：“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儿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无精打采，也只当是昨晚金钏儿之事，他不好意思，索性不理他。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悦，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连见了宝玉尚未挽回，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贾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首先这个酒席就很蹊跷，大家都在，唯独少了贾母和李纨。贾母是老祖宗，没有让她一个人过节的礼，王夫人若是请薛姨妈，必得让贾母到场的。李纨是儿媳妇，王夫人请客，她理应到此伺候，没有不到场的礼，这应该是作者的疏忽或者遗漏，这里不谈这个，专谈林黛玉。(www.xing528.com)

书中接着写道：“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是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则散时岂不清冷？清冷则生伤感，所以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到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以为悲。那宝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会，大家无兴散了，黛玉到不觉什么，到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

人是社会动物，人非得聚到一起才能生存。人聚到一起，就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所谓生活，就是一团关系。所谓人类世界，实际就是关系的世界。人像蜘蛛，在关系织成的网中挣扎。所谓入世，进入的是这种关系；所谓出世，出离的是这种关系。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林黛玉具有很浓厚的悲观主义倾向，生活在她的眼中，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生命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是“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因之她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主张一种疏离淡远的状态，既然散时惆怅，就不如当初不聚；既然花谢悲伤，就不如当初不开。这与佛家的主张有些类似。佛教认为人生是苦，要想超出苦海，就要斩断一切关系，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取消一切分别对待，一旦将一切关系都斩断，就进入了涅的状态。而所谓涅就是“无生无灭”，灭是苦恼，干脆就不生，连生都没有了，灭的苦恼当然也就没有了。我们说她的主张与佛教的主张类似，是说她还不是佛教的主张，因为她是一个情种，她的天性是“情情”，按佛教的说法，要做到斩断一切关系，超出苦海，首先就要绝情。可是她做不到，她有一个贾宝玉要系恋，实际上她这个聚散论与她的这个“情情”有直接关系，世界对她无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对她无所谓，生活当中的琐琐碎碎对她也无所谓。她只关心贾宝玉一个人，对于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敏感到极点，小心眼儿到极点。除此之外，其他人的聚散喜怒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她的这个聚散观正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

与之相对应，作者写了贾宝玉的聚散观——喜聚不喜散。从本质来说，贾宝玉的人生观也有很浓厚的悲观主义倾向，他与林黛玉不同的是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谁都知道人终归要死，悲观者的态度是既然终归要死，何必活着；乐观者的态度是既然终归要死，就要好好活一把。贾宝玉采取的是后者，他是“情不情”，对于任何人与物都抱有满腔的热情，而且毫不吝惜地到处挥洒他的热情。其实这正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如今也时常听到那些村夫村妇说：“想吃啥吃到口，想要啥要到手。活一天乐一天。”这就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态度，他们不大喜欢去想死后的事情。曹雪芹只不过把熟悉的陌生化，给我们塑造出这一个新鲜无比的人物来。所以我们要把握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基调，这一个“情情”和“情不情”是要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