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小传统的文化表述
清末民初,中国历经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社会动荡,国势飘摇。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受到各种冲击最为激烈的时代。千余年封建帝制瓦解于旦夕之间,打碎了“天子”家天下的君权神授思想,皇权至上的观念从此在国人的记忆中淡出,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如期而至,促发一批批满怀大义,寻求强国富民和发展图存的理想之士激流勇进。值此风雨飘摇之秋,也是思想荟萃,民智渐开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各地,特别是地处政治、文化中心,或沿海交通便利之地的回族深受其影响,创办各类刊物近300种。[1]
民国时期广东回族主要分布在广州、肇庆、崖县(海南建省前归广东管辖,称琼崖或琼州,回族主要分布在三亚)三地。三亚回族与粤方言回族在语言和地域文化方面差距较大,加之地理区隔联系很少。广州为伊斯兰教初传中国之地,伊斯兰文化年湮代远,世代守替;血脉流行,根深叶茂。因清末社会动荡,广州、肇庆回族辗转于粤港之间,百年间已经发展成为香港诸多穆斯林社团中特色鲜明的回族社团。
值此社会动荡、国势飘摇、思想碰撞、民智渐开之时,民国时期粤港回族也成立社团、组织义学、创办报刊、投身公益、兴办实业等以启迪民智,改革民风,挽教门于狂澜即倒,救民族于水深火热。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下,粤港回族以不多之人口,却为后人留下了十余种珍贵的报刊资料。这些文本从不同角度论及广东的伊斯兰教状况和回族的社会生活,是研究民国时期整个广东乃至香港、澳门等地穆斯林活动的重要文献。
因刊物交流、编辑互动、作者和读者关心,粤港回族在民国时期表现较为活跃,备受国内回族诸多报刊的关注,其社会史料也发现于国内各地诸多报刊。长期以来,因处于边缘、小传统和非主流之故,这种被体制内媒体视为“不入流”、“不重要”的文本与图书馆基本绝缘,大多散落于回族民间团体和个人之手。长期以来,西北回族多视阿拉伯文字的出版物为“经典”,对类似汉文小报小刊往往弃之不藏,因而民间珍视收藏者亦极为贫乏。20世纪,国人多遭政治和文化运动之浩劫,大多数类似资料历遭没收或销毁,或被某些个人据为己有,完整收藏成套报刊的情况难得一见。就国内收藏情况而言,国家图书馆、宁夏社科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个别省市的地方文献部通过坚持不懈的搜集有适量收藏,但各种刊物的保存状况堪忧,有些可能是孤本、绝版的报刊至今仍未进行缩微和影印等保护工作。
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民国时期粤港回族所办刊物有十余种,大多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年代左右,有些停刊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只有《怀圣》创办时间较晚,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对于这些刊物,《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广州宗教志》、《广东省志·宗教志》等书中有简要介绍,但不乏错漏。[2]2004年,笔者编辑出版了《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主要对广东省文献馆所藏民国广东回族期刊进行了梳理和编目。[3]由于经费和时间所限,没有对散见于其他地方的粤港回族创办报刊,以及民国其他各地回族刊物中记录的粤港回族社会史料进行整理,始终感觉遗憾。现根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国家图书馆珍藏文献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所藏,及笔者从香港、西安等地收集到的民国时期粤港回族所办几种报刊,以及当时国内其他回族报刊中所涉及粤港回族社会史料编辑成册,为日后研究做一铺垫。
二、民国粤港回族出版报刊情况
1.《天方学理月刊》
月刊。创刊于1928年10月,由广州濠畔街回教堂《天方学理月刊》社主办,是当时任濠畔寺教长的马瑞图同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创办的文化宣传刊物,主编马瑞图。开辟有论坛、译丛、译海新潮、杂俎、革俗、特载、问答、鸟瞰、小评、论著、逻辑、笔记、常识顾问、中外新闻、回教青年、文艺、小说、零金碎玉、教理测验等栏目,是民国时期广州创办最早的刊物,主笔者有马瑞图(玉龙)、杨瑞生、陈焕文、马德康、吴事勤、山国庆、易司马仪等。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该刊可能于1936年3月七卷二号时停刊,共出版七十四期。仅从出版数量和持续年限来看,民国回族报刊中只有《月华》、《伊光》、《震宗报》、《成师校刊》、《突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为数不多的几份刊物可与之媲美。现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第八、九、十、十一、十五、二十、二周年纪念号、三卷三号、四卷七号、八号。
2.《晨光周刊》
周报。1925年创刊于广州,具体情况不详。[4]
3.《广州回教青年会月刊》
月刊。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广州回教青年会编印,内容以阐扬教理、报导回族青年活动情况等为主。[5]
4.《穆士林》
期刊。1930年9月创刊于香港,代理发行处为香港下环湾仔道陈东里中华回教博爱社,承印者广州市西湖街岐兴阁。第三刊时编辑兼发刊者为广东《穆士林》书报社,中华回教博爱社成为代理处,在广州市西门长庚路宁家里湖洞新巷第一号设有代派处,到第七期才由中华回教博爱社《穆士林》刊社编辑发行,广州市小北湛家二巷六号《穆民》月报编辑部代订。因而本刊早期也可视为是广州回族参与创办的刊物,其实后来的主办者也主要是旅居香港的广东回族。主要开辟有论坛、译丛、要闻、宗教、布告、翻译、文海、鸟瞰、特载、言论、教义、事件、社务、来函照录等栏目,其中第十一期除正式栏目外还收编了《护教汇闻》,详细辑录了《南华文艺》等报刊刊载的侮辱伊斯兰教的文章,并附有英文翻译提要,对这一事件的始由叙述得很清楚,内容涉及教案、电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并对教案提及的侮辱性言词进行了批驳和反击。该社主要成员及主笔者有马敬之、马受百、马慎康、杨一飞、白珩、马达五(野谷)等人。此外《穆民》和《天方学理月刊》的作者也经常投稿。该刊是研究香港华人穆斯林社群社会和宗教生活,以及该社群同广州等国内各地回族社会互动的珍贵资料。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三、四、五六合刊、七、八九合刊、十一期。
5.《穆民》
月刊。1931年元月创刊于广州小东营回教礼拜堂穆民月报社。主编陈焕文,编辑通讯处在广州小北湛家2巷6号。开辟有穆民言论、翻译经典、穆民文艺、天方故事、东鳞西爪、穆民消息、教义研究、穆民金玉、医学常识、统计调查等栏目,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为“贵月号”,专门介绍并讨论穆斯林斋月的宗教礼仪和活动;第一卷第四期为“婚丧专号”,专门介绍了婚姻和丧葬方面的有关知识。主笔人主要有山国庆、吴事勤、陈应琨、白珩、杨瑞生、易司马仪、野谷、马之骥、纳子嘉(纳忠)等人。本刊的出版起因于《天方学理月刊》因刊登念经受酬问题内部发生纠纷,主张废除“海迪叶”(馈赠)的部分编辑和作者退出另办期刊。其内容和风格基本与《天方学理月刊》保持一致,作者群基本上也一样。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贵月号、第一卷第四期、八九期合刊(婚丧专号)、十期。
6.《塔光》
不定期刊物。创刊于1935年11月25日,筹备人为张耀汉、杨汉光、马志鹏、杨孔德、马兴亮,邀请著名文人李健儿作序。社址在光塔街五十六号清真小学内,初期分为四个栏目:教义、论坛、文艺、消息,后来又增加了论著、特载、杂俎、编后语等栏目。撰稿人除马瑞图、周善之、杨瑞生等人外,其余均采用笔名,有幽莲、亮公、宝塔、巍峨、凌云、怀圣、塔影等。现共发现4期,中山图书馆特藏部藏有创刊号及第二、四期。卢沟桥事变后,该刊部分编辑和作者投笔从戎,刊物陷于停顿。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后曾一度冒名出版,情况不详。
7.《清真教刊》
不定期刊物。1936年创刊于香港,原定为月刊,初定名为《清真月报》,后因香港对于定期刊物必须立案,手续繁琐,改为不定期出版,免费索取,地址为香港湾仔道陈东里回教博爱社转,熊振宗任主编。[6]具体出版期数不详。开辟有论说、教义、文艺、杂俎、消息、编后语等栏目。
8.《回教青年会刊》
不定期刊物。创刊于1937年斋月,由香港中华回教青年会主办,社址在香港铜锣湾糖街25号2楼。办刊宗旨是:为抗战呐喊宣传,联络沟通民众情感,健全教胞爱国为教之精神。内容主要包括教义、教育、抗战宣传、活动及会务报告、消息等。开设了教义、论坛、文艺、本地消息、编后语等栏目。
9.《回声》
月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东省肇庆支会创刊于1941年,邬白泳主编,函索地址为:广东肇庆水师营三十三号。[7]
10.《广州回协》
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会刊。1947年时曾经出版过八版新闻报纸一张,主要报导广州支会会务。1947年12月第十八次理事会聘请杨汉光、杨殿镶为编辑。[8]估计于1948年1月出版一期后停刊,内容多为广州回族伊斯兰教事务。
11.《怀圣》
月报。创刊于1948年7月5日,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光塔寺(怀圣寺)文化部主办,社址在光塔路56号,总编辑为熊振宗。开辟有教义讲座、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介绍、各地伊斯兰动态、文艺、家庭与卫生、学术园地、伊斯兰圣地游记、教义问答、消息、通讯、经文译解等栏目。本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其他各刊因抗战、经费、人员流动等各种原因相继停办以后仅存的出版物,目的是阐扬教义,扩大宣传,延续办刊传统。由于熊振宗是归国留学生,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和丰富的教义学知识,与国内外学术界沟通广泛,因而本刊登载了一些反应国外伊斯兰教情况和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执笔者主要有郑师许、陈克礼、岑家悟、熊振宗、马肇选、马景廉等。估计共出12期,中山图书馆特藏部现藏有第二、三、四、五、六、十、十二号。
三、办刊宗旨及服务对象
上述刊物的主办者主要是广州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针对当时伊斯兰教衰微不振,回民大多不懂教义,信仰滑坡;外人猜测,肆意曲解;国势飘摇,民心离散的状况,力图阐扬教义,振奋民心,挽救教门,为增加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而办。其作者群和读者群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广州的阿訇、社会贤达、文人学者、在校学生等,多数都是近代以来才入居广州者,且以外地人暂居者较多。他们深受全国各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感召,在外地来粤开学阿訇的倡议下,联合各清真寺乡老和学董中的有识之士,走文化救族、振奋民心及复兴宗教之路。这一特点在各刊物中都有反映。
《天方学理月刊》宗旨为“用显浅和有趣的文字,纠正教俗相沿的错误,以科学理解表扬真理,使阅者咸具教理卓识,提倡教育和传达消息,促进穆民信仰的思想”。
《穆民》的征文规约中有“本报以阐扬教理,振兴宗教,提倡实业,研究学术,促进建设,指导穆民爱国爱教为宗旨”。
《塔光》发刊词为:“溯我教传入中国,业有悠久历史,徒以闭关自守,不尚宣传,教外人难明奥义,咸以神秘目我,传闻悬揣,误会滋多,而好事者又推波助澜,以讹传讹,于是谤毁杂茁,数见不鲜,近数年来所发生之侮教案,其动机半由于此,言之能不痛心哉。敝社同仁,有鉴及斯,乃不揣鄙陋,创组是刊……纯以阐扬我教真理为宗旨,以期稍尽教徒天职……”
刊物的发行范围主要在粤港地区,此外还辐射到北京、上海、昆明、重庆等办有穆斯林民间刊物的地方。广州穆斯林免费索取,外地来函付邮资即寄。从编辑来往信函看,其读者量虽不算大,但流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些外地读者也献言献策,关心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怀圣》报还与广州市政府电台广播形成良性互动,每周邀请精通教义的知名人士在电台做专题讲座,之后又发表到《怀圣》上,这一做法对消除非穆斯林的误解,促进各文化间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避免了侮教案的发生。可以说电台的听众也是读者的一部分。
四、报刊内容分类及简评
虽然各刊物内容不尽一致,但就其主要栏目,可以将文本内容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www.xing528.com)
1.伊斯兰教义方面:宣传教义是各个刊物的重点,也是针对性比较强的栏目,通过介绍伊斯兰教的信仰总纲和宗教礼仪、活动、实践,以期达到在回族中普及信仰知识的目的。因而这一方面文章的执笔者往往是清真寺的伊玛目或懂得教义学、教法学的人。他们引经据典,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讲解教义,其实类似于清真寺聚礼时阿訇的演说词,是教人行善,止人作恶,传播教义的书面表达。因此还有人专门记录阿訇的“卧尔兹”,[9]经过加工整理发表在刊物上。作者中,马瑞图、穆吉瑞、周善之、马达五、杨瑞生、杨竹平、刘传根、金廷瑄、张广义、张鸿韬、马仁峰、熊振宗等都是当时粤港地区的著名阿訇,其他诸位一般有过念经的背景,对较细致的教法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有些人对一神教系列各大宗教也有比较研究,反映了当时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日增,他们利用经济优势和广州已有的传媒进行宣传,可能对伊斯兰教教义学方面多有误解,为了澄清真相,释疑解惑,许多回族学人也开始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
2.论坛栏目及其主题:这一栏目是各个报刊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映当时回族社会宗教信仰状况的真实写照。内容涉及婚姻、宗教教育、宣传、刊物、妇女解放、风俗改良、抗日等多个方面,涉猎面十分宽泛。重点在于讨论如何挽救伊斯兰信仰,兴办教育,改革陋习,扩大宣传,激发广大穆斯林青年爱国爱教的热情,关注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发展,注重对伊斯兰教的学习。同时报刊还关注时事,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并联系广州回族的现实生活。文章既有理论方面的关注,也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探讨。回溯各刊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呼吁宣传抗日,凝聚民心,唤醒民众是这些刊物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有些文章偏重于介绍伊斯兰教历史,宣传伊斯兰文明,不失为很好的学术文章。
3.翻译栏目:主要由懂得阿拉伯语的作者翻译伊斯兰教典籍、教义学著作及圣训。当时《古兰经》虽有清代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行世,但刊行有限,流布不广,许多回族文化人士都参阅散见于明末清初以儒诠经学派作品中的零星翻译。20世纪30年代虽然有铁铮、姬觉弥、王静斋的翻译本问世,但前两种本子为汉族人由日文和英文转译过来,不易在民间获得认可。此外当时刊印经书流通渠道不畅,都没有在民间形成大的影响。广州地区虽然有1929年番禺白铭庵遗著《汉译古罗伽尼骇听真经》,抗战前也有木板印刷《哈庭》,[10]但因节选的经文过于短小,不能起到全面了解经文的作用,因而广州穆斯林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对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运动也有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境外伊斯兰思潮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及时人的认识。鉴于其对瓦哈比运动持否定态度,可以推断当时广州穆斯林完全遵从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教法,教派隶属上基本上是格底目(老派),虽有伊赫瓦尼思潮的流布,但大体上延续着广州开天古教的教门传统,在思想意识方面对发生在伊斯兰教圣地的宗教革新运动并不认同;对圣训的翻译也格外重视,说明当时穆斯林社会急需要教义教规的知识和规范,借助伊斯兰教的两大法律源泉《古兰经》和圣训教导普通大众的愿望较为强烈。
4.时事:这一部分内容比较零乱,有些文章内容与论坛栏目有重复,但主要采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虽然没有论坛栏目一言直中要害之痛切,但读来使人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是从不同角度了解广东伊斯兰教的窗口。栏目的设置有利于读者扩大知识面,培养后备作者队伍,其革俗部分也是对其它栏目内容的补充。
5.特载:各个报刊基本上都选取一些当时反映比较强烈和敏感的问题专门约稿,例如《天方学理月刊》1929年8月的“贵圣专号”主要内容有介绍先知的品行、历史、圣纪等。1929年12月的“回耶辩真专号”专门针对基督教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曲解进行辨析,详述了伊斯兰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态度,分析了产生误会的缘由,批驳了原罪说,介绍了伊斯兰教关于前定和个人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并发出了两种宗教对话的声音。这种辩论有时形成笔战,穆斯林往往以上述几种刊物作为文化阵地,对基督教媒体的言论进行笔伐,可惜的是没有形成很好的学术讨论环境。1930年6月的“妇女专号”主要内容有伊斯兰教与妇女、离婚、平等、当代妇女问题等。
1931年9月出版的《穆民》“婚丧专号”专门讨论婚姻和丧葬,其实都属于伊斯兰教法学研究的范围,目的是提供合法婚姻的教法解释,从婚龄、聘礼、仪式、卫生、夫妻责任、离婚谈到当时广东的大操大办、奢侈成风的婚姻陋俗及其对穆斯林生活形成的影响,内容详尽。丧葬问题中,从料理死者到伊斯兰教的速葬、薄葬、土葬、丧制、游坟、纪念亡人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针对当时许多回族子弟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不懂得具体丧葬过程和方法,因而有特意传播有关知识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是对非穆斯林群众的宣传。1931年2月份出版的《穆民》“贵月号”就是借穆斯林斋月之际,专门就封斋开斋等有关斋戒问题集中刊出,便于穆斯林学习和实践。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利用专辑的形式出版便于信教群众查阅和学习。
《穆士林》1932年12月出版的第十、十一期合刊专门记录了《南华文艺》侮教案始末,并号召粤港穆斯林团体或清真寺团结一致,声援护教运动,同声谴责侮教事件,内容翔实,是研究侮教案不可多得的资料,其护教汇闻包括教案、电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内容。
6.鸟瞰及消息:刊物报道了国内外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及粤港地区穆斯林的活动情况,内容比较庞杂,尤其是有关清真寺办学、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变迁、各种社团活动、各地穆斯林的来往、流动、清真寺举办的各项活动等,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是研究民国时期粤港回族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某些对外界的报道,如《穆士林》刊载的《甘肃临潭县通讯》,虽然寥寥数语,但对当时发生在甘肃临潭县土司对当地回族的仇杀叙述清楚,成为了解这一事件真相不可多得的材料。对于揭开历史谜团,还历史以公允意义非凡。对国外的报道主要围绕伊斯兰国家发生的事件,很少述及其他国际政治,对伊斯兰教认同的价值取向很明显。《怀圣》刊登的《筹备怀圣同学会启事》、《濠畔寺筹办濠光小学》、《肇庆清真小学校近况》等文章对了解回族当时的民间办学情况及其成就很有帮助。
8.其他:文艺、医学常识、笔记、来函照录、社务、布告
由于各个刊物划分栏目的标准并不一致,因而有些文章很难进行分类,足见其涉猎面之宽泛。尽管对有些内容的记载稍嫌简略,但寥寥数语仍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参阅的资料。用文学的语言宣传伊斯兰教可以说是这一时代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对后来刊物的风格影响较大。民国以前回族知识分子一般只注重典籍的翻译和阐释,忽视文学翻译和创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但发轫于民国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本资源本土化的一大特征,这种本土化尝试具有一定的开创精神。有些文章以充满激情的言辞,援引经训,号召回族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保家卫国,反映了穆斯林热爱祖国,关注整个中华民族前途,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精神和国家意识,这种爱国热情有助于澄清历史上因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导致回汉两族隔膜甚至仇杀之真相,就此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很高的评价:“回族在中国历代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11]鲁迅先生也说:“每当历代世衰,回教徒必有动作。[12]”此外还有纪念穆斯林文化名人的文章,如多篇文章纪念当时入教成为穆斯林的吴事勤,他本人在几个刊物都发表了较有见地的文章,去世后很多笔友都写了悼念性的文章。纵观文艺类栏目,仅体裁就有诗歌、小说、随笔、散文、祝词等,风格多样,以适合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
五、史料的学术价值
中国穆斯林历来不太注重资料的记录和收藏,广州虽然是穆斯林来华最早的地方,但有关唐宋元三朝先民的活动情况仅有只言片语散见于正史、地方志及各种笔记文集中,完全由穆斯林辑录的资料几乎付之阙如。由于历史久远以及广州文化地理变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碑铭、石刻、墓志等也有遗失或遭到破坏,现在保存下来汇编出版的古籍资料中,有关唐宋元三朝的寥寥无几,对后人研究造成极大困难。明末清初的回族学人在翻译经典,促进宗教本土化方面既有开创之功,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本资源,但主要内容是“以儒诠经”和有关教义学、苏非修持及宗教实践方面的学问,缺乏有分量的史学资料。有清一代,一则受西北、西南回民起义的影响,满汉统治阶级人为制造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中国伊斯兰教势力遭受重创,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其次,清朝实行文字狱后,民间对于出版事业谨小慎微。就伊斯兰教而言,乾隆时期(1781年)曾发生于广西的海富润事件,[13]虽然几经周折得到妥善解决,但给民间造成很大恐慌,更加限制了经书的刊印和流传。
这种被动局面在民国时期获得很大改观,回族深受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也积极展开唤醒民众,激发宗教热情,复兴伊斯兰文化之路,一改历史传统中不对外宣传的封闭心理,兴办文化实体,出版期刊报纸,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珍贵文本。就上述创办于粤港地区的几种文本而言,可以说在粤港伊斯兰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极大地丰富了广东通史和地方志中缺乏的内容,是小传统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自我表述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能够多角度了解粤港地区当时的民族关系、宗教互动及穆斯林的生活状况。诸如广州回汉文人当时良好的交往关系,回应基督教传教士对伊斯兰教的反面宣传,反驳侮教案的肆意歪曲等。
2.研究广州伊斯兰文化变迁的有益材料。文本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变迁的内容,最典型的如婚姻方面,有异族通婚、奢侈风气、婚俗礼仪变迁等内容,便于做历史人类学的考察。通过当时对穆斯林在斋月、开斋节和宰牲节、圣纪、大人纪、开经等活动的记载,可以了解粤港地区穆斯林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3.研究民国广东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第一手资料。
4.了解民国时期回族文人心理和穆斯林社会状况的窗口。
5.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撰写回族思想史、回族人物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六、余言
相较于民国整个大传统社会,粤港回族只是具有地域特征的回族社会,因中国局势的动荡亦多受冲击。从行世至今的资料看,这一时期堪称广州伊斯兰教历史上学人荟萃,经学昌明的时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因时局不稳,外敌入侵;时代交替,新旧交锋;人心涣散,精英离走等,使辉煌一时的文化活动随俗沉浮,小传统始终被裹挟进大传统的洪流而翕动。不过时人家国两依,国教并重的拳拳之心荫及后人,其百年树人之功至今犹存。
本次辑录,因国内保存资料很少且非常分散,以及个人精力和时间所限,仍留下很多遗憾,如没有对民国时期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很难说此辑录穷尽了资料;部分期刊如《回教青年会刊》和《清真教刊》因收藏极少而难以全部查阅,而《怀圣》报虽经多方努力,亦未能找到创刊号及缺失各期,而香港回族创办的《穆士林》和《回教青年会刊》的收藏情况尤为堪忧。俱往矣!时间虽只有六十余秋,但作为粤港回族的珍贵文本,似乎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很难发现并找到其踪迹了。
【注释】
[1]马博忠:《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报刊统计表》,载《回族研究》,2008(4)。截至目前,该文统计最为全面。
[2]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广州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宗教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161页;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宗教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53页。
[3]马强:《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4]就笔者所见资料,仅在上引《广州宗教志》第161页中提及,是否确有此刊,笔者不敢断言。
[5]刘方如:《广州回教青年会组织活动情况追忆》,载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印:《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内部资料,1986。
[6]事见《香港〈清真教刊〉已出版》,载《晨熹》第2卷第11期,1936年11月15日。同载于《月华》第8卷第36期,1936年12月30日。
[7]事见《广东编印〈回声〉月刊》,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4卷第9-12期合刊,1942年12月。
[8]参阅《广州回协》,1948年1月,“第十八次理事会会议记录”。
[9]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劝告”、“告诫”,是懂得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人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在宗教节日或宗教集会中的演讲词,主要内容是劝善戒恶。
[10]以上两种翻译都是《古兰经》章节的节选本,一般选取短小易记,穆斯林日常生活中念诵的章节。
[11]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41页。
[12]《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8页。
[13]海富润是崖州人,历史上属于广东府管辖,他缠上官司,自然会对整个广东穆斯林形成很大影响。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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