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时代的演变

读书时代的嬗变

华夏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嵌在历史隧道里的甲骨、帛书、竹简直至活字印刷术印就在书籍上的文字就是活化石般的见证和功臣，那是越过时代的一道弧光，将历史深彻地划为不可记忆和可记忆，它恢复了历史生命的灵光，让书、文字作为一种载体满盛着前人的智慧与我们悠闲对话。古人读书则正襟危坐，辩论则百子不让，是以形成中国思想史上早期的争鸣趋势，但这毕竟圈定在贵族“小众”读书的范围之内，生活在底层的“大众”仍远离这个文明载体，他们为着解决生存和躲避战乱而哭号一生。真正的大规模“读书时代”来临是在中国历史上君王大开科举之时，当改变人生格局只有这一条小道时，庄子遁隐的飘逸仙骨被实用主义洞凿冰开，“赶考”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民间萦牵梦绕的游魂，读书时代的高潮就是这样到来的，它成了统治者在圈定的读书范围“四书五经”内寻找趣味相投者的诱饵和利器。焚书、坑儒、忤逆、反书都是皇帝们任内的最大功绩，他们要的读书人是只知道点头不知道摇头的经过知识“豢养”过的奴才，而历史陈幕里多少试图摇头说不的读书人被屠戮遍野，这就是封建“读书时代”书生的集体命运。

事实上中国思想文化精粹的大部分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就已经极具雏形，那是公元前6世纪到3世纪的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禄在书中”等无数暗示的话都指导着读书人的行为规范与之靠拢，在这种利禄观的驱使下，民间得以以八股文作为桥梁，问鼎相卿，而通往仕途的功利学风氤氲笼罩在乡间的赶考之路上。在功利实用、势利成风的学风之外，总是有一些漏网之鱼，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他们或归隐深山，或抛掷功名，修身养性只为藐视争名逐利之辈，他们坚守着读书人的本位，耐得住清贫、寂寞，潜心钻研学问。(www.xing528.com)

读书时代在20世纪初又是另外一番景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成为当时处在国家衰亡边缘的中国学生的一致选择，“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先生的感伤情怀是那个时代学生在国家多舛命运前的咏叹调。为救国而读书，治病救人，发现真理，一时风云际会，救国图存深深烙入了一代人的内心。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成了改变人命运的唯一出路。在中国转型后期的工业社会，商品经济使得一切人文理想都变成物化堡垒，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空前高涨，然而只有戴上极具耀眼的“知本”光环才能问鼎高额“资本”，“知本”是需要通过读书来完成的，因此“知本”当然成了这个时代新一轮造神运动中供奉的“新神”。后现代社会的“新神知本家”较之于消逝在中国历史陈幕里从千万条赶考路上挤出来的“状元”不同，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懂得生活、时尚和格调的一族，是中国“小资”阶层某个岩面，同皇帝要求“状元”为官一方两袖清风的素淡水墨画相比，当代“新神知本家”物质生活欲望强烈浓妆艳抹，是色彩浓烈的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