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地名为何出现在日本？！”

在日本列岛本州岛西部，有数处地名与我国长江三角洲东部的地名完全相同，这就是松江、金泽和吴。我国江南的地名，怎会东渡到日本去落户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得名谁先谁后上海市郊县之一的松江，是因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立的松江府而得名。作为河流的名称，早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就已见诸史籍，当时是叫吴松江的。青浦是上海的另一个郊县，它有个金泽镇，以土壤肥沃，水网密布，“田于是者获泽如金”而得名。古称“白苎里”，是著名的吴歌发源地之一。宋建炎初，成为南渡丞相吕颐浩定居江南的第宅所在，后以其宅为寺而称“颐浩禅寺”，有声丛林。至于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古代地名“吴”，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出现，上海古代也属于“三吴”之地。

日本岛根县的松江、石川县和横滨市的金泽以及广岛县的吴，那里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与我国江南三地虽有同有异，但都适宜种植水稻、竹子、水果，他们的得名均晚于我国。因此，决不会出现我国的地名去仿效日本地名的情况。地名迁移的规律古今中外，地名迁移的现象屡见不鲜，通常均由母地向子地迁移。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其父太上皇不能适应宫廷生活，要求回乡。刘邦就按家乡的式样在郊外建造了一个新镇。迁来了丰、沛的居民定居经商，取名“新丰”。英国约克郡移民来到新大陆后，对东海岸建立的定居点，取名纽约（newyork）即“新约克”，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眷恋之情。西班牙移民则在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及向南北延伸，建立了不少以圣地亚哥（santiago）命名的城镇，是出于对故土保护神的崇敬心。明永乐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宣慰各国，所到之处，出现了三宝颜、三宝垄、三宝井等地名，则是出自各国人民对著名人物的追思。因此，表现于母地、子地问的地名迁移上，是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是否纯属巧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历史证明：松江、吴等地，早在唐、宋时期就已与日本开展了文化交流。在八世纪的平安时期，日本人民已经利用汉字字形，组成了假名字母；而在日语读音方面，也出现了“吴音”系统。唐大中元年（847年），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一行五人归国时，他们于九月初在登州赤浦搭乘的海船，就是五月十一日从松江口启航、由新罗人为主驾驶的苏州船。长江口与松江口汇合处华亭县的青龙镇（今青浦县白鹤乡），在北宋时就已成为“夷夏杂处，异货盈衢”、海船出入频繁的重要商港，“广南、日本、新罗来，岁或一至”（隆平亏《灵鉴宝塔铭》），应是当时的可靠记录。嘉泰四年（1204年），日本僧不可弃俊芿来到后来成为松江府府治所在地的华亭县城（今松江镇），师从超果天台教院、高僧北峰宗印学“天台”。八年，俊芿人宋凡13年，归国时携回的典籍达2000余卷。他在日本

京都创建的泉涌寺至今犹存，曾剃度后鸟羽上皇等皈依佛门，封“大兴正法国师”，是日本真言律宗之祖。事实证明，两国相同地名的出现，应有一定的渊源，不可能纯属巧合。(www.xing528.com)

“弘安之战”战俘的下落发生于上海建县前10年，即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弘安之战”（时为日本弘安四年），是一场由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共派出了14万元军东征日本，却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南路军10万人是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等“上船口岸”出发的。根据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建府前有23万户，而至战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却只剩下16万户。户口减少的原因甚多，而被签括从军当是原因之一。参阅《新元史》哈刺、沙全、朱清、完者拔都诸传，松江、金泽、吴等地被迫从军的青壮年人数当不卜万人，即使有不少人战死、溺死和逃回，被生俘的也应有数千人之多。而当时江南人以心灵手巧著称，江南先进的文化技能对日本有用，幕府执政驱使战俘至本州各地劳役和开发，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这就是江南战俘们为怀念故乡而予以命名的。

和平使者赴日急风骤雨似的战争瞬息而过，随着忽必烈的去世，元朝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派遣普陀寺僧一山一宁持国书使日。延祐元年（1314年）又开“下蕃市舶之禁”，恢复了海上贸易。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幕府执政北条高时出家，他两次派遣使者来到松江真净院，礼聘高僧清拙正澄赴日弘法。正澄应聘偕弟子东渡，翌年迎至镰仓，后醍醐天皇请他住持建仁、南禅等名刹，并又创建了开善寺。

正澄以《百文清规》治寺，剃度了武家小笠原贞宗，弘扬佛法，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旅日14年，殁于建仁寺，谥曰“大鉴禅师”。遗有《禅居集》、《清拙和尚语录》等著作，对于日本佛寺管理、“五山文学”和武士礼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后300多年，在明，清易代之际，寄籍松江的明遗民朱之瑜（舜水）（1600—1682年）渡海居日，宣扬儒学，受到大将军德川光圀及土民的崇敬，称为舜 水 先生，旅日24年以终。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佳话。

地名谜的试解初步归纳起来，地名之所以东渡，大致可以有三个谜底：一是日本人民仰慕我国江南的山川风物而命名；二是在“弘安之战”后，确有数千来自松江等地的战俘在此劳役开发，他们为寄托对故园之思而用家乡的地名命名；三是由其他途径从江南三地来的移民，为教育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而命名。以上是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和两国人民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之处而假设并作出判断的，尚有待于更多的史实加以印证。至于彻底地解开此谜，则有待于两国史学研究者的相互切磋与共同探索。（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