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了,他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创造出妍美流变的新体,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被尊为“书圣”。相传,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的《兰亭序》就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那是东晋永利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的事,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名流四十一人,在山阴(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作诗行乐,王羲之挥毫作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其帖为草稿,用行韦写成,书法遒逸劲健,是土书中最得意之作。后来,这一珍品为唐太宗所得,并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近臣。以后临摹者面目各别,又再三临摹,所以种类很多。流行于世的有开皇本、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半印本、褚摹本等不下数百种,形体各异,真伪莫辨。而据史载,原件则被殉葬于昭陵唐太宗墓,这就更加造成了《兰亭序》的神秘气氛,加上历代帝王重臣的竭力推崇与封建士大夫的大肆宣扬,它更成了不可侵犯的“神物”。然而,唐代何延之、刘二人对《兰亭序》流传途径记载的不同,引起了南宋姜羲的注意,提出了“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姜羲是对《兰亭》提出疑问较早的人,但他只是从梁武帝收藏的王书这一角度进行考证而产生了疑惑,对于《兰亭序》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的问题,还持肯定态度。后来,又有人从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中不见《兰亭序》,以及从文字学角度对流传的摹本和刻本提出了怀疑,也只是“蜻蜒点水”而已。到清末时,李文田在跋《汪中本定武兰亭》的同时干脆否定了《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首先他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就是伪作的,理由是《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不叫《兰亭序》而称作《临河序》,且定武本《兰亭序》比《临河序》在“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是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李还从文字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己,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李文田便成为公开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的“第一人”。
从此,关于《兰亭序》的争论就正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延续了下来。1965年,郭沫若根据在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文物,重提《兰亭序》为伪作,在这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斩钉截铁地断定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陈僧智永所书。这样,《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作的了。郭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一是序文前后格调不一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羲之惯常思想不符,“悲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认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1972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代没有楷书与行书,肯定“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郭的观点也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己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差异,是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而文中的“前后矛盾”之处是因为“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www.xing528.com)
是“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罢了。至于《世说注》中的《临河序》比《兰亭序》少了一段感伤文字,只是刘孝标删节了而已。1972年8月郭沫若在《新疆出上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断定:“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其实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时至今日,争论仍在进行中。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争论,在我国书学史上将近千年,从来就没有解决过,它已经涉及到了晋朝书体问题,涉及到文字史、书法史、考古学等方面,其重要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本身,有志于祖国文化研究的朋友,不妨去试一试吧!(陆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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