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已经不是宋代薛居正的原著，而是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先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以下简称“薛史”）问世以后，经过87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又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欧阳修死后，始由国子监刊行，在社会上与“薛史”并行流传。清乾隆年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介绍“薛史”时说：“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诏学官止（只）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似乎“薛史”在南宋时已不很通行，到明代就绝版了。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旧五代史》一则说：“以余所知，明万历连江陈一斋有是书，所记卷数与《玉海》合，见《世善堂书目》。清初黄太冲（宗羲）亦有之，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全谢山（祖望）谓其毁于水火。连江陈氏所藏，陆存斋（心沅）谓嘉庆时散出，赵谷林（星）以兼金求之不可得，盖亦必为劫灰矣。”可知“薛史”并未绝版，在明清之际尚有存本。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薛史”忽又一度出现。张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说：“余微闻有人曾见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故辑印之始，虽选用嘉业堂刘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刊报搜访，冀有所获。未几果有来告者，谓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售于某书估，且出示《货书记》相视。允宗，余敌人也，方其在时，绝未道及，及辗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张氏所谓刊报搜访，此项广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中也有刊载。第一次在1930年，题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第二在1934年，题为“征求薛居正《旧五代史》”。结果，“薛史”原书仍不见踪迹。
1982年，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85周年，印有《张元济书札》一册，内记张氏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79年第2期中又另有传闻。据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出1万元高价征求过“薛史”原书，但一直没有人应征，后悉此书藏丁乃扬处，乃派任心白（丁乃扬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书楼寻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铮《藏书纪事诗三编》有：“丁乃扬少兰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旧五代史》，少兰殁后，不知以何因缘归一彭姓者（郑逸梅《书报旧话》作”彭谷声“）。丁丑之变，彭姓负书去屯溪，遄返海上，据述，吴湖帆、公孙翼燕尝为作《千里负书图》，此事此人颇以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籍书店收购处，证实其父确藏有“薛史”原书，但寄放于其父友人家。后经该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访问，其父之友矢口否认，“薛史”的下落终不得要领。
中华书局出版的罗继祖《枫窗脞语》中，有金承安刊《旧五代史》一则说：“歙县汪允宗德渊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张菊老《校史随笔》中记之，菊老与汪雅故，汪生前绝不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于民国四年三月，以发愤与同志自香港电英政府，揭日狡谋，取所藏珍本六种（内一种即为《旧五代史》）货之粤商，得千三百元作电费。归粤商后遂不复出，亦怪事，意早随海舶西迈矣。”惟就现有资料看，国外印行的“薛史”，也没有用宋版原书作底本的，说明“薛史”没有流出国外。（杨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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