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陈布雷自杀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报社即以“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为题发布了消息,但事情的真相远非如此。由于陈布雷生前性情孤僻而又自鸣清高,从不愿让人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加上在他死后,国民党当局又严密封锁消息,致使陈布雷的自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多少年来,很多人都想解开这一谜团,但由于立场、观点、观察的角度和运用材料等的不同,并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世人多从分析当时的局势人手,认为国民党每况愈下的统治和面临崩溃的局面,是陈布雷由绝望而自杀的根本原因。
讲话、函电以及党、政事务均委托陈布雷主办,直到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整整10年。在此期间,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屡屡更迭,而陈布雷第二处主任的要职却始终未动,足见蒋介石对陈布雷的信赖之深。蒋对其部属一般最多以官衔相称,而对陈布雷却以“布
陈布雷死后几天,国民党中央报社便发表了陈的全部遗书和部分杂记,报道了陈布雷自杀的真实情况:“陈布雷以死报国。”
对这种“殉国难”的说法,有些学者不以为然。照他们看来,陈布雷自然是精神崩溃的结果,实是为了摆脱病魔的困扰。其理由是:(1)陈布雷因精神和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以至感到厌世。由于长年劳累,用脑过度,严重的失眠症更使陈布雷疲惫不堪。同时,对前途的担忧也增加了他精神上的压力,时间一长便积郁成疾,日趋衰颓。于是,精神上的刺激和肉体上的损害最终导致了他神经中枢的崩溃。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改组;6月,陈布雷被蒋介石委任为总统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但是入夏以后,陈布雷再也打点不起精力去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公务了。他这台“机器”已不能“超负荷”运转了。他曾请当时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院长粟宗华去看病,诉说自己长朗失眠,精神忧郁,不知有无良方。粟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就能克服一切妄念,但他未能听从医生的劝告,却服药而死。(2)陈布雷在给蒋介石的遗嘱中写道:“今春以来,……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不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
因此,从陈布雷的遗嘱中并没有留下多少感怀时局的话,却每每感叹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来看,陈的自杀决不是为了“殉国难”,只不过是因疾病缠身感到痛苦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
有的学者则提出,陈布雷自杀是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现象而遭讥讽后的绝望行为。陈布雷自1927年人蒋之幕僚后,一直身居要职,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核心,耳闻目睹了许多内幕。他历来对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和贪污腐化等现象十分反感,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多次流露出了忧愤的心情。他觉得国民党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故而内心苦闷,虽想多方加以调停,但始终未有结果。失望中也只能发出“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的感叹。就在临死前的短暂时刻,他还郑重其事地为蒋介石撰写《三陈磨擦情况》汇报。多年来,台湾史学界对陈布雷自杀的原因一直这么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参与一切机密,同志间一切对于蒋的指责,如同身受,使他痛苦耻辱尤甚。陈布雷企图消除党内离心离德现象,但反遭讥讽,于是绝望而自杀身亡。”有的学者还试图从生活上来揭开陈布雷的自杀之谜。陈布雷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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