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号卓吾,别署
一种说法认为,李贽入狱纯粹是出于他自身的原因。他思想激进,锐利的锋芒刺痛了明代统治者,因而遭了罪。李卓吾公开以“异端”自居,经常直言不讳地激烈抨击被奉为圣典的孔孟之道,认为《六经》、《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坚决反对“咸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说孔、孟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说出来的,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限制的;又认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不过是极其虚伪的说教,因之,他竭力主张尊重人所各具有的天然情性。在《焚书。复京中友朋书》中,他说:“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而在《明灯道古录》中,他又说:“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众人一。”大胆地把圣人和众人等同起来,直接地对抗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一切,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阶级和新兴的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同时,也震惊了明代的统治者,所以,就以“敢倡乱道”罪系狱了。张问达在弹劾李贽的疏中写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
这正代表了统治者的看法。
但是,周祖譔在他的《李贽下狱事探微》一文中对此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李贽的下狱和自杀,是沈一贯一手造成的。而沈一贯之所以加害于他,是为了阻止受诏而即将入京任次辅的沈鲤上任。沈一贯虽然想阻止沈鲤,但找不出沈鲤的不是之处,只好指使其近人张问达拿李贽开刀,次及当时名僧释可真(即达观),进而引出黄晖、陶石篑等亲近沈鲤的朝士,最后牵连到沈鲤而达到其目的。周祖譔的证据是:在张问达弹劾李贽的疏中,于列数李贽之罪后,却忽然笔锋一转,来了个“迩来缙绅大夫亦有捧咒念佛”者一段,周认为这是另有所指的,是想借李贽发端,以攻击朝廷中的一部分信佛念咒的缙绅大夫,因此,才建议对李贽“解发原籍治罪”,没有置之于死地。李贽事发后不几天,沈一贯的近人康丕扬就弹劾了达观这位和李贽一同被时人称为“二大教主”和“二导师”,并颇受慈圣皇太后和神宗器重的名僧,可见,张、康的埙箎和,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周又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黄慎轩之逐》证实治李贽、达观罪在于引出黄、陶二人的意图,他在文中说:“壬寅(1602年)之春,礼部都给事中张诚宇问达耑劾李卓吾,其末段……盖在暗攻黄慎轩及陶石篑诸公也。”(www.xing528.com)
何以知道沈一贯最终的目的在于除去沈鲤呢?周引《明史。沈鲤传》为证:(沈)一贯以士心夙附鲤,深忌之。贻书李三才曰:“归德公(沈鲤邑名)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但是李三才回信说沈鲤是很好共事的人,所以沈一贯也并恨沈鲤和李三才了。他在毫无办法之时,就找李贽开刀,企望成事,但无奈李贽、达观均相继自杀,未能成遂所愿。沈鲤进京后,沈一贯还是不放过他,于三十一年一手操纵了楚宗、妖书二案,矛头就直对着沈鲤。在妖书一案中,只因皇太子的请求和部分廷臣谏诤,才使得沈一贯的阴谋最终失败。很明显,周祖譔意思是说统治集团为了争权夺利强加罪名于李贽,使李贽成了牺牲品,李贽的罪并非他自己以身试法招致的。
沈德符也认为李贽的下狱确出于沈一贯一人的歹毒之心,但是,他说沈一贯加害李贽,并不是因为沈一贯要排挤、打击沈鲤,而是因为沈一贯听说李贽著书诋毁他,因而恨之入骨,所以,就有恃无恐地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由于各个论点均有证据,因之各不相让,所以李贽的下狱缘由至今仍难定论。(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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